康熙晚年接连面临的重重难题：大清江山与皇位究竟将托付于何人？

康熙六十年冬至，北京天坛，皇四子胤禛奉命代替康熙帝祭天。这个差事看似只是礼仪，分量却非同寻常。康熙晚年身体已明显衰弱，祭天又是皇帝亲自向上天告祭的大典，能够单独承担，往往意味着皇帝对其身份、能力和操守的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代祭者多为内大臣马尔赛，康熙五十八年冬至，皇三子胤祉曾奉命随行。到了康熙六十年，康熙却把这件事交给胤禛一人办理。宫廷政治很少有真正无意的安排，这个变化，透露出继承人选择已经进入关键阶段。

康熙并不是没有立过太子。康熙十四年，年仅两岁的胤礽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个决定有稳定朝局的考虑，也寄托着康熙对嫡长继承的期望。可胤礽成年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猜疑不断加深，最终造成两废太子的局面。

康熙四十七年，胤礽第一次被废。康熙五十一年，胤礽再次被废，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太子身份。父子之间的矛盾，迅速变成诸皇子争夺储位的角力。康熙后来对大臣说：“朕万年之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这句话，既是承诺，也暴露了他的难处。

皇子很多，合适的人却少。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除去早夭者，序齿皇子有二十四人。真正进入晚年储位考察范围的，主要是胤祉、胤禛、胤祺、胤祐、胤裪和胤禵。皇长子胤褆、皇二子胤礽已经失去可能，胤禩一系又遭到康熙警惕，年幼的皇子则暂时不具备执掌大局的条件。

康熙五十二年，面对群臣请求重新册立太子，康熙明确表示不愿再实行预立皇储。他认为太子年幼时或许容易控制，年长之后却可能与身边人结党营私。胤礽的经历，让这位皇帝对“早早定名分”产生了深深戒心。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又发布长篇上谕，谈到储位问题时，特别提防皇帝临终前有人借机操纵废立。他说：“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康熙想做的，并非永远不选继承人，而是不让任何皇子和大臣提前把继承问题变成公开的权力争夺。

这套办法有利也有弊。秘密考察可以避免群臣分裂，却使皇子们始终无法安心。谁都知道皇位尚未确定，谁也不愿轻易退出。胤禩凭借人望聚集了一批支持者，胤禟、胤䄉等人也与他关系密切，这正是康熙最担心的情形。

胤祉曾长期受到康熙重视。他精通天文、数学，参与编纂算法书籍，还承担过勘察黄河等事务。康熙对他的学识颇为欣赏。不过，胤祉性情和处事方式是否足以驾驭复杂朝局，始终是一个问题。能办学问，不等于能处理帝国权力中心的冲突。

胤禛的优势，则在于谨慎和耐性。早年他并不算最受宠的皇子，康熙三十七年册封诸子时，他与胤祺、胤祐、胤禩同封贝勒，胤祉的爵位反而更高。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后，胤禛曾与胤祉劝慰病中的父亲，康熙逐渐发现，这个儿子虽有“喜怒不定”的一面，却能够承担具体事务。

胤禛后来多次奉命办理政务，常与胤祉搭配使用。这样的安排颇有考察意味：既让他熟悉朝廷事务，又避免他过早形成独立势力。康熙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服从的儿子，而是一个能够接住皇权、又不至于立刻引发党争的人。

皇十四子胤禵一度更为显眼。康熙五十七年，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讨伐策妄阿拉布坦。他年轻、有军功，也得到相当程度的信任。胤禩一派因此对他寄予厚望，京城中甚至出现了胤禵即将成为储君的猜测。

但胤禵掌握兵权，也可能成为康熙迟迟不愿公开立储的原因。康熙六十年十月，胤禵奉召回京述职，却没有得到册立储君的迹象。有人失望地抱怨：“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胤禵重新返回西宁，说明他并未被安排留在皇帝身边接班。

随后，胤禛得到的信号越来越密集。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和十一月，他奉命带领大臣勘察通州及京城粮仓；同年冬至，又继续代行祭天礼仪。粮仓关系京师供应，祭天关系皇权象征，这些事务并非寻常差事。康熙把它们交给胤禛，显然是在观察他的办事能力与政治分寸。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逝，终年六十八岁。随后公布的遗诏宣布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帝。关于遗诏文字和传位过程，后世一直有不同说法，但从康熙晚年持续数年的安排看，胤禛并非临终前突然被推上皇位。

康熙真正要解决的，始终不是“哪个儿子最受宠”，而是谁能让大清在自己死后继续运转。胤祉有学识，胤禵有军功，胤禛则在漫长考察中逐步获得了处理政务、维系礼制和控制局面的机会。这个选择，经过了废太子的震荡、皇子党的争夺，也经过了康熙本人反复权衡，直到生命即将结束，才落在了胤禛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