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的困境是我永恒的母题”

　　赵冬苓。受访者供图

　　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器》把时间定格在1979-1997年，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回望中国法治重建历程的剧集。与此前《警察荣誉》《幸福到万家》从基层个案切入现实不同，这一次，赵冬苓要写一部“法治进步史”。

　　《重器》讲述首批法学院毕业生在司法实践中的成长故事，通过司法案例与人物群像，展现法律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坚守。

　　剧中，5名法学院毕业生走向法院、检察院、辩护律师、基层法庭、立法研究等不同岗位。他们的青春与职业选择，和中国法治体系一同“成长”。

　　“接到邀约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高兴。”赵冬苓说，自己热爱法律，这种热爱持续了很多年。“从来没想过能有机会来写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法治进程的电视剧，真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赵冬苓就写过法律题材影视剧：第一部法律题材电影《激情辩护》让她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编剧奖，电视剧《仗义执言》在央视播出。为什么热爱？她说热爱不需要理由，但有个强烈理由——“中国要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必然要走法治之路。”

　　动笔之前，赵冬苓先请法学专家“扫盲”。自以为对法律“略知一二”的她，在了解中国法治从“掘荒时代”走向完善后受到很大冲击：“1979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30年，居然没有一部刑法刑诉法。我难以想象，当时的法官和检察官是如何工作的。”

　　这种认识没有让她觉得“今是而昨非”，反而处处提醒她当年掘荒者的不容易：“我们要写出进步的艰难和历史上曾经的粗放年代，更要写出一代又一代法律人的奋斗和奉献。”

　　《重器》为何把叙事截至1997年？在赵冬苓看来，这一年对中国法治史意义特殊：刑法和刑诉法首次大修，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当时石破天惊的理念正式写入法律。她研究发现，“大部分冤错案件，都发生在1998年以前，也就是刑诉法大修以前”。初版刑诉法对被告人权利缺乏保护，大修后才注重保护被告人及律师辩护权，冤错案发生率大大降低。

　　剧中大量案件、人物故事有现实底色，面对海量史料和口述故事，她筛选案例只有一个标准，“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有标志性的意义”。

　　《重器》中“李乡案”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赵冬苓说，法律界人士已看出该案件依据“台安三律师案”创作。写这个案子时，她“充分感受到我们有今天多不容易”。

　　“现在法律规定，刑事被告人特别是死刑案件必须有律师辩护，如果本人请不起，法院会给他派法援律师。30多年前，一位律师仅仅因为给自己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就被投入监狱。”赵冬苓感慨，回望历史，就会知道中国的法治进步有多大，今天的进步成果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也是这部剧对于今天观众的意义。

　　面对制度不完善的历史现实，赵冬苓的创作准则是“不回避问题，但不为冲突扭曲历史”。比如对严打，她充分理解那是当时形势下的迫不得已，也确实起到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效用。“但我们是写法治进步史的，是站在法律的角度，写出法治进步过程中历史上的不完善。只有用这种充分理解和极大善意的态度去写史，才可能既还原历史，又不苛责历史中的人和事。”

　　《重器》不只写案件，更写案件背后普通人的命运。

　　赵冬苓希望自己能共情故事里的每一个人，“哪怕他是反派”。李乡案中那位顽固、不懂法、哪怕犯错误也要把案子办成铁案的领导，赵冬苓并没有把这个角色当反派来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好干部”，这个人物坚持判李乡有罪，是因为在他看来，所有前来为李乡辩护的人都是在破坏严打的大局。

　　“在我的笔下，很少有纯粹的坏人。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出每一个人的困境，这些困境彼此冲突，就构成了戏剧。”

　　从《沙尘暴》对底层女性困境的挖掘，到《重器》的群像书写，她说：“写人的困境，是我创作的永恒母题和最大兴趣所在。”

　　《重器》聚焦中国法治建设最初的20年，刻画了三代法律人的命运轨迹。赵冬苓期待观众能够跟随剧中青年角色的视角，切身感受我国法治建设的时代变迁。

　　5位法学院毕业的同窗，走向法院、检察院、辩护律师、基层法庭、立法研究等不同岗位。赵冬苓说，要全景式反映，控辩审都要有主人公，而“学术研究，始终是他们的职业底色”。

　　陈一众和张丽慧，寄托了赵冬苓对大法官和大检察官的理想期待。

　　观众争议颇大的余高远，正是赵冬苓笔下“有灰度的人物”。为了写好他，赵冬苓仔细分析了人物的出身、家庭和种种现实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始终把握一点：“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但他是一个有法治理想的人。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比任何人都深刻体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性。”所以赵冬苓没轻易把余高远写成一个黑化、堕落的人，而是小心把握着他走的每一步。

　　余高远和夏英杰，可能承载了赵冬苓最多的感慨——“前者来自于人性，后者来自于时代”。

　　对今天的年轻观众，她最不想做的就是表达希望，“我只是把我对法治的理解或者对人的理解写出来，希望从观众那儿得到共鸣。有些地方得到了（共鸣），有些地方遭到了群嘲，我好好汲取经验教训，期待下一部写得更好。”

　　至于法治题材的创作底线，赵冬苓的回答很干脆：“不出法律的硬伤就是底线。至于其他的，和别的题材共通。”而普法与好看之间是否找到了平衡点？她表示只能由观众来判断。

　　从动笔那天起，赵冬苓想通过《重器》实现的目标很明确：写一部既能反映中国法治进步、又足够好看的故事。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