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被遗忘的注脚：一个清朝翻译官的环球漫游史

张德彝这人，大约是生不逢时的。

一八四七年的北京城，墙皮发黄，屋檐下落着百无聊赖的鸽子。

祖上是福建人，后来搬到辽宁铁岭，临了他出生在京城，家道早已塌了一半。

中国人的家道，大约和地基里的檩条差不多，年头久了，不是被虫蛀空，就是被雨水泡烂。

死气沉沉的宅院里，多了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不过是给这将倾的大厦，多添了一张吃稀粥的嘴。

然而他活下来了，竟也熬到了十五岁。

一八六二年，咸丰皇帝刚死不久，朝廷在大栅栏附近支起了一块招牌，叫“京师同文馆”。

说是招牌，在当时体面人的眼里，倒不如说是一块招牌式的耻辱。

老正统们是要读圣贤书的，要考举人、考进士，要讲究“子曰诗云”与“天地玄黄”。

忽然间要招些十三四岁的童子去学鬼话——也就是洋人的语言，在达官显贵看来，这无异于卖身给洋鬼子当狗腿子。

上流社会是不屑于去的，去的尽是些家境寒微、吃不上饭的旗人子弟。

张德彝去了，进了英文班。

清政府终于咬着牙，要自己养几个能跟洋人讨价还价的“翻译”了。

少年张德彝坐在同文馆那张刷着生漆的木课桌前，大概不会想到，这一张课桌，竟成了他通往未知世界的一块踏板。

门外是长袍马褂、留着金钱鼠尾辫的旧帝国，门里是abc与洋文语法。

这课桌像一道裂缝，硬生生把一个中国少年的命运折断，插进了另一个次元里。

四年后，一八六六年，同文馆选人随斌椿出洋。

斌椿是个老秀才，带了一帮半大不小的学生去欧洲“考察”。张德彝就在其中，那是他人生八次出洋的第一程。

老帝国第一次睁开一只眼看世界，看得很是不情愿，也很是战战兢兢。

坐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海水从青绿变成深蓝，看着海鸥在烟囱吐出的黑烟里盘旋，张德彝们的心情是复杂的。

在他们背后，是神州大地上高高的牌坊与死寂的村庄；在他们面前，是蒸汽机轰鸣、钢铁与轮齿交织的异乡。

一八六八年，他又去了。

这一次更热闹，是跟着那个叫蒲安臣的美国人——清政府居然聘请了一个外国人当自己的外交全权大使，领着使团去巡游美、英、法等十个国家。

天下奇闻莫过于此，自家没人，便雇个洋人替自己去和洋人讲和。

张德彝充任通事。

通事者，传话的人也。大人讲一句，他翻译一句；洋人答一句，他再译回中文。

他坐在马车里，穿过伦敦的雾，越过巴黎的雨，耳朵里充斥着生硬的吐字与怪异的音节。

他拿起了笔，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一笔一笔地记在纸上。

这就是《再述奇》。

中国人自古是有“述奇”的癖好的。

见到了没见过的怪物、奇风异俗，便要记载下来，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聊以自慰的“荒诞异闻”。

然而张德彝的“述奇”，渐渐地变了味儿。

他记下了马路上的气灯，记下了地下穿行的火轮车，记下了洋人女人不裹脚、男人戴高帽，也记下了他们的议院、他们的学校、他们的监狱与疯人院。

他像一个误入巨人之国的侏儒，努力拿着一把尺子，去量度那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庞大怪物。

到了一八七〇年，他第三次出洋。

这一次，可不是去“游历”或“观光”了，而是去“擦屁股”。

天津教案爆发，大刀砍向了法国领事与修女，火光烧红了海河的水。

朝廷吓破了胆，赶忙派了钦差大臣崇厚去法国“道歉”、“赔罪”。张德彝作为随行翻译，再次登上了远洋的轮船。

这是悲惨而又滑稽的一趟差事。

一个古老的帝国，在自己的土地上杀掉了洋人，却又要大张旗鼓地派人跨越万重山水，跑到洋人的大本营里去叩头谢罪。

然而，命运往往在最荒诞的时候，展现出它最冷酷的戏剧性。

崇厚使团到达法国时，正赶上普法战争，法国人在色当被打得溃不成军，拿破仑三世沦为阶下囚。

随后，巴黎的工人与市民揭竿而起，建立了巴黎公社。

巴黎城里枪声大作，街垒高耸。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普鲁士的炮火在城外轰鸣，梯也尔的军队在城内屠杀。

张德彝就住在巴黎的客栈里。

他推开窗户，听到了硝烟里的枪声，看到了奔跑的群众，看到了被推倒的旺多姆圆柱，也看到了凡尔赛军队攻入城后，那漫天的大火与堆积如山的尸体。

一个清朝的翻译官，就这样站在巴黎的街头，亲眼目击了一场欧洲最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了《三述奇》。

在《三述奇》里，他称巴黎公社为“巴力斯公会”，称起义者为“红头贼”或“乱党”。

在他的笔下，依然残留着传统中国士大夫对“民变”的恐惧与偏见。

然而，他又极其忠实、极其客观地记录下了公社的法令、女工的英勇、街垒上的战斗，以及凡尔赛军队那灭绝人性的屠杀。

“妇女多执枪女子，与其夫同御敌……死者数万，流血成渠。”

他写得平静，甚至有些机械，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腥风血雨，却透过那一张张薄薄的宣纸，扑面而来。

一个旧帝国的官僚侍从，在异国他乡的硝烟里，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巴黎公社的目击报告。

这大约是张德彝一生中最奇特的一笔。

他本想去看洋人的“文明”，却碰巧看到了“文明”内部最剧烈的撕裂与爆发。

他像一个无意间闯入历史后台的旁观者，举着一盏昏暗的灯笼，照亮了那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一角。

一八九一年，张德彝回到了北京。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同文馆那个怯生生的旗人少年了。

他历经风浪，通晓洋务，成了朝廷里为数不多真正“懂洋人”的人。

光绪皇帝坐在紫禁城高高的龙椅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

外面的世界变了，变得让他看不懂、听不懂。

他想要变法，想要自强，甚至想要亲自去读一读洋人的书籍。

于是，张德彝与同文馆的校友沈铎一起，被召入宫中，教光绪皇帝学英文。

同文馆成立三十年，第一届的学生，最终成了皇帝的老师。

这大概是这所饱受争议的官办外语学校，给予那个衰朽王朝最直接、也最讽刺的一次“回报”。

每天清晨，光绪帝早早起床，捧着英文课本，跟着张德彝念“A, B, C, D”。

皇帝学得很刻苦，甚至能用英文写短简。

然而，隔着重重宫墙，颐和园里那位老妇人的冷眼，早已注定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悲剧命运。

张德彝教得了皇帝英文，却教不了皇帝如何打破千年帝制；光绪学会了洋文，却终究读不懂自己国家的死局。

一九〇二年，光绪已经被软禁在瀛台，戊戌变法的鲜血早已干涸。

张德彝被授予二品官衔，出任驻英公使。

他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

三十六年前，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低着头跟着洋人和老秀才身后，怀着恐惧与好奇看世界；三十六年后，他穿着二品朝服，戴着顶戴花翎，作为清政府的全权公使，去和英国人谈判，签订《保工章程》。

同一条海路，他走了一辈子。

从学生变成了公使，从黑发变成了白发。

他在伦敦的公使馆里坐着，看着门外熙熙攘攘的英国街头。他知道，自己的官衔再高，顶戴再红，背后的那个帝国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一九〇六年，他任满回国，那是他最后一次远行。

他一生八次出国，在海外度过了整整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占了他人生近三分之一的光阴。

他把每一次的行程，都写成了一部“述奇”。

从《航海述奇》一直排到《八述奇》，洋洋撒撒，共约二百万字。

第七部《七述奇》后来遗失了，今已不存。

然而剩下的七部留了下来，成了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最长、最详尽、也最孤独的私人记录。

在他的日记里，有洋人的蒸汽机、铁甲舰、电报线，有欧洲的歌剧、博物馆、议会辩论，有巴黎公社的硝烟，也有伦敦街头的浓雾。

他像一个勤恳的记录员，不厌其烦地把一个庞大、陌生、先进而又残酷的西方世界，抄写给那个闭关锁国、自命不凡的东方古国看。

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看。

体面人们依然在背诵八股文，御史们依然在弹劾洋务是“用夷变夏”，大众依然相信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吃洋药会被挖去眼睛。

张德彝写下的二百万字，绝大多数只能静静地躺在纸堆里，化为尘土，或者被虫豸啃噬。

一九一八年，张德彝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那一年，清朝已经灭亡了七年。

袁世凯死了，张勋复辟失败了，军阀们在神州大地上打得不可开交。

新文化运动的呐喊声在北京城里响起来，年轻人们开始高呼“德先生”与“赛先生”。

张德彝死得很安静。他走完了他那奇特而又孤独的一生。

有人送了一副挽联：“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对联写得很热闹，也很体面。

然而，若论“名士”，张德彝大约算不上的。

他既没有老派士大夫的清高与傲骨，也没有新派知识分子的激进与绝决。

他只是一个翻译官，一个用眼睛看、用笔记录的旁观者。

然而，正是这个翻译官的日记，成了那个荒诞、混乱、绝望而又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最辽阔、最真实的一笔注脚。

他一生都在看世界，可他最终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古老帝国在滚滚洪流中的挣扎与沉沦。

他穿过了半个地球的风浪，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依然困在这个巨大而深重的黑洞里。

这就叫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