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在塔拉哈尔边境担任国民警卫队员近20年,他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饱含着这份工作的艰辛和边境的复杂矛盾。塔拉哈尔地处“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胡安的职责是阻止非法入境者,但一旦他们越过边界,胡安的任务就变成了保护他们。“你要阻止他们入境,因为法律要求尊重边界,”胡安解释道,“但他们进来后,你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安全。我们给他们水、干衣服和毯子,联系红十字会提供医疗帮助。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免受寒冷,因为他们到达时通常都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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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移民突破防线,他们的身份从被阻止的对象转变成需要保护的人。胡安对此感慨不已:“必须阻止他们进入,但一旦他们进来,最优先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胡安向《世界报》表达了对工作的无奈:“挫败感来自于无能为力。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毫无用处,因为人们进来了就留下,被遣返后又尝试入境……没有任何改变。只有政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胡安并非真名。他已年过60,约20年前主动申请到塔拉哈尔工作,并希望在这里退休。他形容7月30日和31日的大规模越境事件“像一场节日”,但这并非对他而言,而是对越境的8万名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而言。“这与他们以暴力方式越境不同,有时他们会向你扔尿液或粪便,甚至用钩子攻击同事。但那两天对他们来说就像节日,他们很高兴,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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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却成了葬身之地。胡安认为没有人因踩踏死亡,所有人都是溺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证实,西班牙一侧共有83人死亡。胡安分析说,拥挤的人群可能导致死亡,“许多人不会游泳,濒临溺水时会抓住最近的东西,而那往往是另一个人。”
他冷静地回忆起一个多月前震动全球的场面,“很多人抓着防波堤的石头进来,不必游泳;但也有许多人从离防波堤很远的地方游过来。我们的船都坐满了,简直一片混乱。”胡安说,自己刚到这里工作时,“翻越围栏的尝试很多,但像现在这样游泳入境的人没那么多。现在有很多游泳者。”7月30日前两天,已有300人抵达,“显然可能会出事,但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的人,有时反而是掌握信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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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及是否感到遭到抛弃、独自面对风险时,胡安说:“确实缺很多东西:更好的装备、更多人员,以及一套严肃的拦截预案……要把这件事做好,还差得很远,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政治意愿。”对于“真正控制这条边境的是否是摩洛哥”这一问题,他简短地反问:“发生了这些事之后,这还不够清楚吗?”
胡安还提到多年来他们一直要求能将塔拉哈尔溺亡者的脱氧核糖核酸与寻找亲人的家属进行比对。“那些死亡后身份无法确认的人,只会被编上一个号码埋葬。不过,我们会为他们拍照、采集指纹和脱氧核糖核酸样本。非政府组织经常带着他们的家属来寻找他们。我们多年来一直试图推动脱氧核糖核酸比对,但西班牙和摩洛哥两国外交部门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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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会设身处地理解那些自己必须拦截、随后又必须照料的移民?胡安说:“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移民,完全正当。我母亲20世纪50年代去了德国,我儿子去了法国。但这件事可以合法地做。”“每年都有数千名摩洛哥人拿着工作许可前往韦尔瓦采摘草莓,之后再回国。这件事可以组织起来,也应该组织起来。”
胡安承认,工作的“毫无用处”让他感到“挫败”,但他说自己会“把这种情绪放到一边”。事发当天,“部署和平时没有区别,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后来局面开始失控,才调来增援,但此前什么都没有”。胡安说,他在休达并非只是有穆斯林朋友,“我住过整栋楼都是穆斯林居民的地方,每天也和许多穆斯林国民警卫队员、警察一起工作。下班后,我常和许多穆斯林朋友一起去边境旁那间白色的小酒吧,大家在那里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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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不是穆斯林与否的问题。休达45%的人口是穆斯林。这关系到是否配备足够手段,防止人们做出这样的事,防止他们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只有政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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