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少将黄泰德：爷爷是十九路军参谋长，32年在上海血战日寇

美国华人少将黄泰德：爷爷是十九路军参谋长，三十二年在上海血战日寇

一边是上海前线的枪火，一边是美国陆军的将星。黄家祖孙两代，隔着半个多世纪，走的却都是一条硬路。一个在一九三二年的闸北、大场、吴淞一线顶着炮火打，一个在美国军中穿着白大褂，最后把肩章扛到了少将。

这家人的转折，不在书房里，在战场上。

黄强是一八八七年生人，广东龙川人，家里原本殷实。父亲看得早，知道晚清局面已经摇晃，没让儿子死读旧书，而是送去读新学，后来又转入军校。这个判断，改了黄强一生。

他先后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出洋，在法国学农业，在英国看航空。再回国时，已不是旧式军人，手里有军事眼光，也有实业脑子。后来在广东、海南做过不少事，医院、公园、工厂、兵工，都经他手。地方上对他的评价，是四个字：“商务勃兴”。

可真正把黄强推到历史正面去的，不是修路，不是办实业，是上海那一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首先应战。那时黄强是十九路军参谋长。前线紧，后方也紧，上海城里到处在看：这支南方军队，到底顶不顶得住。

顶住了。整整三十三天。

黄强不是坐在后头看地图的人。前线回忆里，他多次出现在大场、燕毛湾一带，直接督战，指挥部队往前压。十九路军最先投入硬仗的，又偏偏是他早年在广东带出来的队伍。枪声一响，练兵和带兵是不是两回事，立刻见真章。

他对戴戟撂过一句硬话：宁愿战死，也不愿跟日军磨牙累死。这不是书生气，是前线军人的火气。谈判桌上被步步紧逼，到了阵地前，就只能靠枪回话。

那一仗，中国军队以七万之师抗八万强敌，伤亡极重。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牺牲四千二百七十余人，负伤九千八百三十余人。数字摆在那儿，上海城也记住了这支部队。那不是一场轻巧的胜利，那是拿命撑出来的一口气。

这就是代价。

淞沪抗战之后，黄强慢慢淡出一线军界。抗战时期，他主要做的是交通运输，修路、保线，担任西南运输处处长。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又因熟悉法语、了解越南情形，随卢汉赴河内受降。能打仗的人未必都能做这些事，黄强偏偏两样都能做。

再往后，他以中将身份退出现役。晚年离开军界，侨居海外。一九七四年，这位打过硬仗、办过实业、见过大局的人走完了一生。

人走了，家风没断。黄家的下一代，没有把枪火接过去，却把另一种军旅道路接了过去。

黄强的儿子黄宝平，少年时被送到美国读书，后来进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牙科学院，毕业后留在美国行医。黄泰德，就是黄宝平的长子，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

他本来想着，进军队也许只是短短几年。结果这一进，就是三十年。黄泰德后来自己回忆，原先只打算“待三年就走”，没想到军旅生涯把整个人生都定了下来。

他走的不是野战部队路线，而是牙科军官路线。一九八四年，黄泰德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牙科学院毕业，进入美国陆军，后来又进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拿到战略研究硕士学位。牙医、军官、管理者，这三样身份，慢慢压到他一个人身上。

他先后在德国、韩国、夏威夷、得州、华盛顿等地任职，做过诊所指挥官、医疗系统主管，也带过区域医疗司令部。到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把他的任命提交参议院；五月七日，参议院通过确认。任命写得很清楚：出任美国陆军牙医部队主任，并晋升少将。

这是黄家的第二次“上前线”。只不过这一次，不在吴淞口，不在闸北，而在美国军队的医疗体系里。

他还是第一位出任这一职务的华裔美国人。

看黄泰德的履历，会觉得很稳。军校教育、医疗系统、区域司令部、两星将官，一级一级往上走，像是标准答案。可把这条线往回一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他的祖父，曾在上海前线顶着日军炮火；他的父亲，在美国做牙医；到了他这里，牙科成了军职，白袍外头再套一层军装。三代人的路，分得很开，又连得很紧。家里的方向，从来没偏过：要么救人，要么顶事。

一个家族最硬的东西，往往不写在族谱上，写在选择里。

二〇一四年，黄泰德从美国陆军退役。后来他去企业任职，到二〇二〇年正式退休。再露面时，更多是在校友活动和退伍军人事务场合。说起自己那三十年，他的口气并不夸张，只说是服务国家，照顾那些愿意为国家承担风险的人。

轻轻一句话，背后是三十年。

再回头看黄强，就更能看出这条线的分量。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上海血战三十三天；二〇一〇年，黄泰德晋升少将，站上美国陆军牙医部队最高位置。一个家族，两代军人，中间隔着七十八年，前后呼应的，还是那股不肯往后退的劲。

上海的炮声早停了，将军肩章也早已卸下。可黄家祖孙留下的那个画面还在：一个在前线壕沟边盯着阵地，一个在军医院系统里穿过走廊，白袍外头压着将星。前后两代，都是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