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明川,今年四十二岁,在省城经营一家叫“川味居”的川菜馆。
这家店是我十年前盘下来的,从最开始只有六张桌子的小店,做到现在上下两层、三百多平米的规模,靠的是我自己的手艺,还有一群跟着我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
我的店,生意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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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到什么程度?去年年底财务把账本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净利润,两百零七万。
两百零七万。
我沈明川,一个从农村出来、初中没毕业的厨子,靠着一口锅、一把勺,一年挣了两百多万。我给自己换了一辆宝马五系,给老婆买了她心心念念的卡地亚手镯,给儿子报了每年五万的国际班。
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但我忘了,我圆满了,别人呢?
我店里的员工,一共十三个人。
后厨五个:主厨老周,跟我干了八年,月薪八千;副厨小刘,干了五年,月薪六千;三个打荷和配菜的,干了两年到四年不等,月薪四千到五千。
前厅八个:收银员阿芳,干了六年,月薪四千五;四个服务员,干了两年到五年,月薪三千八到四千二;还有三个传菜员和保洁,月薪三千五。
我自认为,我对他们挺不错的。逢年过节发红包,每个月聚餐一次,谁家里有急事我也能借个几千块给他们。我觉得,我是一个好老板。
但那两百零七万的净利润,就像一根刺,扎在了所有人心里。
因为我说的是“净利润”,不是“营业额”。
我的营业额,一年是将近六百万。但我不可能把营业额都分给他们,房租、水电、食材成本、设备维护、各种税费,哪样不要钱?我拿两百万,不是很正常吗?
可员工们,不这么想。
他们每天在后厨的油烟里站十几个小时,在餐厅里端盘子端到脚底板起泡,被客人骂了还要赔笑脸。他们觉得,店里的钱,都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
而我,什么都没干,就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玩手机,年底一拿就是两百万。
这种感觉,就像一根绳子,越拉越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那天是周五,晚上七点,正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我在二楼包间陪几个老朋友喝酒,正喝到兴头上,阿芳突然推门进来,脸色很难看。
“沈哥,你出来一下,有点事。”
“什么事不能等会儿说?”
“你出来就知道了。”
我放下酒杯,跟着她下了楼。
一楼大厅里,客人坐得满满当当,但气氛明显不对。所有的服务员都站在收银台前面,没有一个人在干活。几个客人等得不耐烦了,正在拍桌子喊服务员。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不干活?”
阿芳看着我,表情很复杂,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沈哥,我们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
“谈工资。”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谈工资?行啊,等忙完这阵,咱们坐下来好好谈。”
“不行,就现在谈。”
阿芳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她身后,那十二个员工全都站着,看着我,没有人说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我收了笑容,看着他们。
“阿芳,你什么意思?”
“沈哥,我们几个商量过了。我们想涨工资,每人每个月涨一千五。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不干了。”
“不干了?”
“对,集体辞职。”
我站在那里,看着面前这十三个人。
阿芳,我跟了你六年,你从一个小姑娘变成孩子的妈,你生孩子的时候,是我给你包了五千块的红包。
老周,你跟了我八年,你老婆生病住院,我二话不说借了你两万块,到现在你还没还清。
小刘,你从什么都不会的学徒跟我到现在能独当一面,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
还有你们,你们每个人,我沈明川自问没有亏待过。
可现在,你们站在一起,逼我涨工资,不涨就集体辞职。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店里正忙?外面还有几十桌客人等着吃饭。你们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太会挑时候了?”
阿芳低下头,没有说话。
老周站在后面,闷声说了一句:“沈哥,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我们也得吃饭。”
“你们得吃饭?我让你们饿着了?你们每个月工资少了吗?逢年过节我没给你们发红包吗?”
“沈哥,你没少给,但我们觉得,你给的不够。”
“不够?”
“对,不够。”阿芳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沈哥,咱们店一年挣多少钱,我们都知道。你去年换了宝马,你老婆戴了好几万的手镯,你儿子上一年五万的学校。我们呢?我们一个月三四千块,在省城租房子都租不起好的。”
“你们觉得我挣得多,就该分给你们?”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干的活,值那个价。”
我看着她,心里那股火,已经压不住了。
“阿芳,我告诉你,这个店是我开的,菜是我研发的,配方是我调的,客源是我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你们干活,我付工资,天经地义。但你们觉得,就凭你们端那几盘菜、切那几根葱,就值每月多一千五?”
“你们信不信,我明天就能招到新人,比你们便宜,比你们勤快!”
阿芳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沈哥,你说得对,我们确实不值那个价。但我们跟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不是想要你多少钱,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公道?什么是公道?我挣两百万,分给你们一人两万,就叫公道?”
阿芳没有说话,只是擦了擦眼泪,转身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工作服,叠好,放在柜台上。
“沈哥,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我不干了。”
她把工作牌放在衣服上面,转身走出了店门。
剩下的十二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一个一个地走到柜台前面,放下工作服,摘下工作牌,跟着阿芳走了出去。
老周走在最后一个,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我站在大厅中间,看着空荡荡的柜台,看着满屋子等着吃饭的客人,脑子嗡嗡作响。
“老板,我们的菜什么时候上啊?”
“服务员呢?怎么没人了?”
“这什么破店,连个端菜的人都没有!”
我转过身,对着厨房喊了一声:“老周!老周!”
没有人应。
厨房里,灶台上的火还开着,锅里的油还在冒烟,但没有人了。
我跑进厨房,拿起手机,给老周打电话。
响了六声,没人接。
我又打给阿芳。
响了八声,还是没人接。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满灶台的半成品,看着案板上切了一半的菜,看着那些还没来得及洗的碗筷,忽然觉得这间店,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门,提前打烊。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给几家中介打了电话,让他们明天帮我招人。中介说,行,明天给你安排。
第二天,新人来了。
三个,一看就是刚入行的,连菜名都记不全。一个传菜的把菜端错了三次,一个服务员把汤洒在了客人身上,被客人骂得狗血淋头。
第三天,又来了两个,干了一天就走了,说太累了,受不了。
第四天,一个都没来。
第五天,我亲自上阵,去后厨炒菜,才发现老周一个人干的活,我加上两个新人,都干不过来。
我炒了十年的菜,从来没有觉得,炒菜这么累。
我站在灶台前面,锅铲在手,颠勺的姿势依然熟练,但旁边的配菜工切出来的菜,跟老周切的完全不是一个水准。老周切的腰花,每一块都薄厚均匀,爆炒出来脆嫩爽口。新来的配菜工切的腰花,薄厚不一,一下锅,有的老了,有的还没熟。
老客人吃了一口,皱了皱眉,把我叫过去。
“沈老板,这腰花,不是老周炒的吧?”
“老周家里有点事,请假了。”
“哦,那下次等他回来我再来。”
他放下筷子,结了账,走了。
我看着那盘几乎没怎么动的腰花,站在桌子旁边,站了很久。
一周之后,我的营业额,掉了一半。
那些老客人,都是冲着我的菜来的,但更多的是冲着老周的手艺来的。老周走了,我的菜,好像也不香了。
两周之后,营业额掉了七成。
我算了一笔账,按现在的客流量,别说赚钱了,连房租和食材成本都收不回来。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账本上那行刺眼的数字,第一次觉得,这间店,好像不是我的了。
我拿起手机,翻到阿芳的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拨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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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两声,她接了。
“喂,沈哥。”
“阿芳,你……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们在外面呢。”
“找到工作了吗?”
“找到了。”
“哪家?”
“对面那家‘湘味轩’。”
我愣了一下。
湘味轩,是我正对面那家湘菜馆,开了不到半年,生意一直不温不火。老板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湖南人,去年刚来省城开店。
“你们……都过去了?”
“嗯,都过去了。刘老板给我们开的工资,比我们跟你提的,还多五百。”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来。
“沈哥,你还有别的事吗?”
“阿芳,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想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平静。
“沈哥,我跟了你六年。六年了,我的工资从两千八涨到四千五。你知道对面湘味轩的服务员,起步工资是多少吗?五千。没有经验的小姑娘,人家都开五千。”
“我为什么没走?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恩。我生孩子的时候,你给了我红包,我一直记着。但人不能靠回忆过日子,我得养家,我得给孩子交学费。”
“沈哥,你是个好人,但你不是一个好老板。”
“你总觉得,你给我们发工资,就是施舍我们。你觉得,没有你,我们就活不下去。但你真的没有想过,没有我们,你一个人,能撑起这家店吗?”
我握着手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沈哥,你别怪我。我家里还有老人要养,孩子要上学,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
她说完,挂了电话。
我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门,去对面湘味轩吃了一顿饭。
湘味轩的生意,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大厅里坐满了人,传菜员端着盘子穿梭在桌子之间,服务员忙着点菜、倒水、收拾桌子,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
我看到了阿芳,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工作服,脸上的笑容比在我店里的时候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看到了老周,他穿着厨师服,站在厨房门口,正在交代一个学徒怎么切菜,语气很耐心,不像在我店里的时候,总是板着一张脸。
我看到了小刘,他正在大厅里给一桌客人介绍菜品,说话比在我店里的时候自信多了。
他们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没有尴尬,没有怨恨,就像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我坐在角落里,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
菜很好吃,老周的手艺,又进步了。
我吃着吃着,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
我回到店里,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看着墙上那幅“宾至如归”的牌匾,看了很久。
那是我开店的时候,一个老书法家朋友给我写的。我一直觉得,这四个字,是说给客人听的。
但现在我才明白,这四个字,也是说给员工听的。
你把员工当家人,他们才会把店当家。
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家人,我只是一直在用“恩情”这两个字,绑住他们。
我总觉得,我给他们一份工作,他们就该感激我。我总觉得,我带他们挣钱,他们就该听我的。我总觉得,我挣两百万,给他们一个月三四千,已经够大方的了。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想要的,不是我的施舍,而是一份体面的工资,一份看得见的尊重。
后来,我在门口贴了一张招聘启事,工资比对面湘味轩高了五百。
贴了半个月,没有一个人来应聘。
附近的人都知道,川味居的老板,是个抠门的人。跟着他干,没前途。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张招聘启事,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那间店,我还在开着。
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维持。
我招了几个新人,但都不是很稳定,干几个月就走了。我炒菜的手艺还在,但少了老周在厨房里撑着,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座位,会想起阿芳,想起老周,想起那些跟着我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在包间里喝酒,而是坐下来好好跟他们谈一谈,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我没有说“你们信不信,我明天就能招到新人”,而是说“你们辛苦了,工资的事,我们好好商量”,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当成合伙人,而不是打工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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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如果。
那两百零七万的净利润,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贪婪,也照出了他们的寒心。
我挣到了钱,却丢掉了人心。
而人心这个东西,一旦丢了,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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