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记忆的容器

艺术是记忆的容器

黎荔

想起2018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一次看展。

走进一楼展厅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看见艺术。走进去之后，我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那是十吨旧衣服堆积出的气味——成千上万件被穿旧、洗旧、穿到领口松弛的衣服，混合着人体的余温早已散尽的棉质气息、皮革的酸、羊毛的膻，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像是从遥远衣柜深处翻出来的陈年味道。策展人说这是艺术，可我的鼻子先一步作证：这是人的遗迹。

衣服堆成一座灰褐色的小山，堆到二楼的高度。山的表面隆起又塌陷，像一只巨大的、停止呼吸的肺。有一件红色的小毛衣卡在山腰，袖子摊开，像是被人从上面扔下来时还在挣扎。山脚下散落着一件深灰色的男式大衣，肩线笔直，熨烫过的折痕还没完全褪去——可以想象它的主人穿上它时，是要去赴一个重要的约。还有一条丝巾，湖蓝色的，在满山的土灰中亮得刺眼，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然后，头顶传来钢铁的声音。哐。哐。哐。那是起重机。一只硕大的抓钩悬在衣服山丘的正上方，铁链拖曳，绞盘转动，爪子缓缓张开，探进衣服的深处，合拢，抓起一大团棉麻，升至半空，停顿——然后松开。衣服轰然坠落，扬起一小片尘埃，滚落下来，散在观者脚边。抓起，抛下。升起，坠落。每一个动作之间隔着十几秒钟的沉默，沉默里只有机械齿轮咬合的钝响，和一种几乎听得见的、命运转盘般的冷静。我站在人行通道上，衣服就从栏杆缝隙里探出来，搭在我的鞋面上。那只深灰色大衣的袖口离我的手只有一拳远。我忽然不敢碰它。

这是当代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的作品《无人》（Personnes），2010年在巴黎大皇宫Monumenta展览上第一次亮相，之后在纽约、米兰及日本再次重演，2018年他的作品来到了中国。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楼，1200平方米的空间被近十吨衣物占据。它们堆成起伏的山峦，又像一片被时间冲上礁石的废弃海藻。人行通道窄窄地蜿蜒其间，两侧是层层叠叠的袖管、领口、扣子，颜色早已洗褪，却仍固执地保留着某种人形的暗示。我弯腰，看见一件婴儿的连体衣卡在两件成人夹克之间，小小的纽扣上还沾着干涸的果酱痕迹。我想到那件小小的婴儿服里，住过一个会在夜半哭闹的孩子——那个孩子早已长大，还是从未长大？

波尔坦斯基说，这些衣物代表着“缺席”。可站立其间，我感到的却是汹涌的“在场”——每一根纤维都在尖叫着一种曾经的存在。那件军绿色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得发白，主人必定常有高强度户外劳作；那条碎花裙的下摆有反复缝补的针脚，细密如母亲的祈祷；甚至那顶歪斜的贝雷帽内侧，还洇着一圈深色的汗渍，弧形多么像某个头颅的轮廓。它们如此具体，具体到残忍。具体到你能想象某个穿着时尚套装的女人如何在某个清晨套上它，对着镜子整理领口，然后推开门，走进一场再没能回来的风雪。

起重机继续工作。起重机抓钩缓缓落下，像一只犹豫的巨手，最终攫住一件绛红色毛衣的刹那，我听见衣物纤维间咬合的细碎声响。它提起，停顿，仿佛在审视掌中之物——然后松开。那团绛红坠向山丘，翻滚两圈，便被随后落下的蓝灰呢大衣吞没了。机械臂移向别处，腋下的液压杆嘶嘶作响，如同一声疲惫的叹息。抓钩抓起一团，抛下；再抓起另一团，抛下。动作精准、无情，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考官在批阅永无尽头的答卷。命运的表情就是这般单调且理直气壮。

波尔坦斯基给这件作品取名《Personnes》。这个词在法语里是一个绝妙的陷阱：加着重音，它念“佩松”，意思是“人们”；不加，它念“佩松讷”，意思是“无人”。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个无人。策展人马尔丹说得很直白：“命运起重机倾倒的那些无人认领的衣服，实际上属于每一个人，时尚和色彩的差异在此变得微不足道。人类的痕迹是如此可笑地相似，没有谁能幸免于终会消亡的命运以及茫茫的未知性。”这些废旧衣服如同“人类”肉身的象征，而这台起重机则寓言上帝之手以及不可预知的命运。机械的抓取与抛弃，像极了某种我们称之为“天意”的东西——它从不解释，只是执行。展厅里回荡的机械声嘈杂而均质，压在每个人的耳膜上，像历史本身的重低音。

我们这些活着的观众，被允许行走在衣物之间。脚步踩在特意铺设的栈道上，发出空洞的回响。我突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展览，分明是一场漫长的招魂。我们行走在逝者的衣柜里，每一件悬垂的袖子都在轻轻擦过我们的肩膀，像告别时欲言又止的手。这座衣服山，就是一座没有墓碑的墓地——或者说，比墓地更诚实。墓地里至少有名字，有日期，有一块石头替死者宣称“我曾在此”。而这些衣服没有名字。它们被匿名地收集，匿名地堆叠，匿名地被铁爪抓起又抛弃。它们被遗弃在展厅的中央，像一场没有讣告的集体死亡。在这里，十吨的人，加起来也凑不出一个名字。可它们分明都活过。每一件衣服都裹过一颗跳动的心，一颗会在深夜失眠、会在清晨赖床、会为一件事脸红心跳、会在冬天把手缩进袖口里的心。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抓钩一次次落下，我渐渐看出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实：它从不挑拣。它抓起过红色毛衣，也抓起过黑色长裤；抓起过大衣，也抓起过围巾——在命运面前，尊严和羞耻是同一团棉花。它不看你活得多体面，不看你的衣服是不是名牌，不看你的衣服里藏着什么故事。它只管抓起、升起、松开。十吨的命运，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犹豫。这让我想起医院里叫号的电子屏。想起暴雨夜高速路上的车祸。想起新闻里那些“一名男子”、“一名女子”的措辞。想起地震废墟前一排排无人认领的遗物。我们活在世上时，总觉得自己的名字重如泰山；可命运的铁爪落下来时，名字轻得像一缕线头。出生是被抓起来，死亡是被抛下去，中间这段悬在半空的时间，我们管它叫“人生”。

但波尔坦斯基不是来宣判的，他是来挽留的。他说：“艺术是一种阻止死亡的尝试。艺术永远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因为你永远赢不了——但这场战斗尚未开始，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我还是要打。”在这座衣物山丘面前，我忽然觉得，失败本身也许正是最诚实的成功。因为所有试图保存记忆的努力，最终都会显露出徒劳的质地——正如这十吨衣服，它们如此丰满地堆积在此，每一件都携带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可当起重机的抓钩落下，它们只是一团可以被随意拎起又丢弃的织物。一个人明知必败，还要把十吨陌生人的旧衣服搬进大皇宫，码成山，悬起抓钩，让全世界来看——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堂吉诃德式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壮。他想留住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人曾经存在过”这个事实本身。衣服比人长寿。人死了，衣服还在；衣服磨破了，纤维里还残着人的形状。他用衣服来对抗遗忘，硬是要垒起一座抵挡时间的墙。艺术是最好的记忆容器——哪怕它留不住任何东西。波尔坦斯基在展馆里陈列的哪里是衣服，分明是十吨“存在过”的证据：命运负责抛弃，而我们负责记住。

出展厅的时候，上海正下着雨。我走进雨里，忽然开始留意街上的衣服。地铁站里涌出来的人群，黑压压的一片冲锋衣、卫衣、伞——那一刻我恍惚看见整座城市的衣服都在行走，而衣服里面的“人”却隐了身。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出门，是套上一件社会性的外衣；通勤，是被人流这台更大的抓钩抓起又放下；而真正的那个“我”，蜷缩在衣服的深处，悄悄祈祷着铁爪落下的方向别是自己。

十吨的衣服问了我一个问题：将来留在人世的，会是我的哪一件衣服？是袖口磨破的那件，还是从未穿过的那件？或者，我们留给世界的根本从来不是哪一件具体的衣物，而是这些衣物彼此覆盖、彼此遗忘的方式——层层叠叠，最终成为一座沉默的山。我想不出答案。但我走过玻璃橱窗时，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自己的倒影——风雨衣、牛仔裤、帆布包，和一个正在想事情的人。这个画面存在过。此刻，它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在被抓起之前，在被抛下之后，至少这一眼，我自己认领了自己。

艺术终究不是为了让逝者归来，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还在场的人，学会与永远的缺席共处。因为衣物可以被遗忘，但“认领”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我们曾在人世的全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