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6年秋，江西袁州城外，湘军统帅刘长佑没有急着发动总攻。他很清楚，眼前这座城真正的破口，未必在城墙上，而在守城太平军内部。
袁州是赣西重镇，既能牵制湘军进出湖南的路线，也关系到太平天国在江西的粮道。守城的两名将领，分别是李能通和黄毓生，各自统领约七千人。兵力看起来不少，麻烦却是两支队伍始终没有真正拧成一股绳。
两人都有天地会背景，却不是同乡，也不是同一支旧部。李能通是湖南人，早年在太平军进入湖南时率众归附，曾受到西王萧朝贵重视。萧朝贵战死后，他在天国军政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后来担任殿前春分副侍卫，属于中级将领。
黄毓生则来自广东，加入太平军前已经是粤东天地会的重要首领，手下有一批战斗力不弱的部众。他在湖南作战期间与石达开部相遇，随后率众归附。石达开为了区别这支队伍，曾将其称为“花旗军”。黄毓生凭借战功，又因与洪秀全同为广东人，后来被授予殿右四十二检点。
这种出身差异，平时可以用军令压住，战事一紧便容易变成隐患。太平天国早期的许多部队，本就是不同地方武装、会党力量和宗教组织拼合而成。能打仗是一回事，彼此信任却是另一回事。
袁州之战初起时，刘长佑所率湘军有一万多人。围城并没有立刻奏效，城池坚固，守军也有相当数量。太平军方面并非完全没有援兵，东王杨秀清曾派部队前往救援，只是援军尚未抵达袁州，便被湘军击散。
转折发生在天京。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韦昌辉之间的冲突迅速演变成大规模清洗。太平天国的核心权力陷入混乱，远在江西的袁州自然得不到及时关注。刘长佑等于等来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围城从军事较量，变成了对守军耐力和人心的消耗。
到了10月，城中粮食越来越少。争粮、争功、争指挥权，几件事纠缠在一起，李能通与黄毓生的旧怨被彻底引燃。有士卒因抢夺粮食发生冲突，双方部下甚至在城内械斗。刘长佑得知后，判断袁州已经出现了内部瓦解的可能。
他没有只靠炮火硬攻，而是派人设法入城，分别接触两派。对李能通，细作以曾国藩名义许诺，只要投降，便可获得财物和官职；对黄毓生一方，则散布消息，声称李能通已经暗中准备出城投降。
谣言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它完全可信，而在于它恰好击中了原有的不信任。
黄毓生很快派人监视李能通。数日之后，李能通派往城外联络湘军的人被截获。事情败露后，他没有继续等待，趁夜带着十余名亲信从西门出城，向刘长佑投降。
据相关记载，刘长佑当即要求他带路反攻。李能通对城内布置十分熟悉，还让旧部在左臂绑上白布作为标记，以便湘军入城后辨认。有人劝他：“城中都是旧部，何必赶尽杀绝？”李能通只回答：“此时不动手，死的就是我们。”
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史料难以核实，但它准确表现了兵变中的残酷逻辑：一旦投降者重新带兵杀回原阵营，双方就很难再留下退路。
湘军从西门突入后，城内迅速陷入混战。黄毓生率部反击，试图把湘军堵在城门附近。战斗并未如刘长佑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守军依靠街巷和营垒顽强抵抗，双方鏖战数日。李能通所部虽有湘军火器支援，却也遭到昔日同袍猛烈反扑。
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伤亡，现有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传统说法称，湘军伤亡两千余人，李能通部死伤三千余人，黄毓生所部七千人中有五千余人战死，余部被俘。这样的数字或有夸张成分，但袁州守军因内讧而遭到惨重损失，应当是确定的。
袁州失守后，李能通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善待。曾国藩进入城中后，仍将其视为反复之人，最终下令处死。黄毓生及其被俘部众的结局，也十分悲惨。至于城中百姓，清军破城后的杀戮造成严重伤亡，民间记载常说死者达到数万人，但具体数字同样需要谨慎对待。
袁州兵变之所以常被称作“简版的天京事变”，并不是因为规模能够相提并论，而是因为两者都有相似的病灶：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失去约束，外部压力一来，旧怨便从口角变成刀枪。天京的内讧发生在最高权力层，袁州的冲突则压缩在一座孤城之内，结果却同样是太平军自相残杀，给对手留下了可乘之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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