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5月，湖北枣阳一带，日军第39师团第231联队在酷暑中向枣阳县城推进。一等兵美村美吉拖着沉重行囊走在队伍后方，汗水不断滴落。对这支部队而言，真正令人窒息的，不只是天气，还有队伍内部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
行军途中，一等兵太田突然倒地。五月的枣阳已是烈日当空，他原本身体就弱，还要背负沉重装备，中暑并不意外。可小队长西岛没有让人救治，反而抬脚踢打躺在地上的太田。
周围士兵看得清楚。太田已经无法站立，西岛仍不肯罢手。美村和横山上前求情，希望把人抬到阴凉处。西岛却像被触怒一般，推开两人，抓住太田的腿，硬生生把他拖向路旁麦田。
石块硌在太田头上，鲜血很快流了下来。
有人劝道：“他已经走不动了，先让他歇一会儿吧。”
这句话没有换来怜悯。西岛继续辱骂太田无用，临走时又狠狠踩了几脚。军队中的等级和服从，在这一刻变成了阻止旁人施救的绳索。不得不说，太田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倒在所谓“自己人”的脚下。
美村、横山把太田抬到树荫下，解开衣扣，试图让他缓过气来。然而没过多久，太田便停止呼吸，嘴角渗出血迹。两人替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枚银戒指和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孩。
没有人知道太田临死前是否想起女儿，也没有人替他向家人传达最后一句话。美村和横山只能在田边挖出一个简陋土坑，把尸体掩埋。土坑很浅，连一个士兵最后的身份都难以留下。
这件事之所以刺眼，并不只因为西岛残暴。它还暴露出侵华日军基层部队内部的另一面：士兵既是施暴者，也可能成为命令、体罚和军国主义纪律的牺牲品。对中国民众的伤害，与部队内部的暴力，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
队伍继续前进。辎重车辆扬起沙尘，三百多名中国挑夫跟在后面。他们肩上扛着的，并非紧急军需，而是师团长的洗澡桶、床铺、被褥、酒和香烟等物品。侵略战争的残酷，有时就藏在这些日常物件里：有人负重前行，有人享受供给。
一名老人因脚下无力摔倒，负责看押的木岛抬脚踢向他的脸。老人勉强重新背起重物，没走几步再次倒下。木岛抓来一个年轻人替他挑担，年轻人突然挣脱，朝田野方向奔跑。
枪声响了。
年轻人倒在麦田里，再没有起来。没有审讯，没有记录，也没有所谓正式处置。逃跑，在这支队伍里足以成为被射杀的理由。人的生命被压缩成一条命令，执行者甚至不需要停下脚步。
美村随后看到路边一具女尸。死者约三十岁，胸口被刺刀贯穿，白衣染满鲜血，尸体旁还挂着指路标记。她曾经或许只是被迫带路，或者被临时抓来使用，但在日军推进的道路上，连死者也被当成了可以利用的物件。
更令人不安的，是那辆蒙着布的牛车。车身经过低洼处时猛地摇晃，布盖下露出一名被捆绑的年轻女子。她嘴唇带血，身体无法自由移动。押运者没有解释，周围士兵也不敢多问。
到达炮兵野营阵地后，美村去找水喝，在一处水池旁又发现一具女性尸体。她的下半身浸在水中，颈部和后背满是血迹。辎重兵告诉他，前一晚联队长曾把一名女子带走，因没有得逞便将她杀死；当天，还会有人继续抓捕妇女。
所谓“慰问”，在侵华日军的实际操作中，往往意味着强迫、拘禁和性暴力。那些拒绝屈从的女性，可能遭到刺刀、枪械或殴打杀害。牛车里的姑娘，嘴唇上的血，正是这种命运已经开始留下的痕迹。
美村后来判断，路边、水池和牛车里的女子，很可能都属于同一套掳掠体系。她们被从村庄中带走，交由军官和士兵处置；一旦反抗，便被当作可以随意灭口的对象。这个判断来自他的亲眼所见，也来自同一条行军道路上连续出现的尸体和受害者。
1945年，美村被中国军队俘虏。进入战俘营后，他回忆起1940年进军枣阳时的经历，并写下了相关证言。他没有把太田之死归咎于战场，也没有掩饰牛车中女子的处境，而是承认那是自己亲眼看见的日军暴行。
那条通往枣阳的道路上，太田被埋进田边，逃跑的挑夫倒在麦地，妇女的尸体留在水池和车旁。行军队伍没有因此停止，车轮碾过尘土，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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