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初，北京，外交部门的案头摆着一份中巴边界协定草案。耿飚反复核对地图，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多划一寸土地，而是历史上的坎巨提究竟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看似细小，却牵动着中国西部边疆、中巴关系以及两国未来的安全格局。
坎巨提位于喀喇昆仑山南麓，今天通常对应巴基斯坦北部的罕萨地区。历史上，它与中国西部长期存在朝贡、通商和往来关系，清代曾被视为藩属，但这种藩属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的正式领土管辖。
近代英国势力进入南亚后，坎巨提逐渐被纳入英属印度的控制范围。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该地区事实上由巴方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并没有一条经过正式勘定的边界线，历史地图、习惯线和现实控制之间，存在不少需要核实的地方。
耿飚并非单纯依据一张旧地图作判断。他让工作人员查阅清代档案、民国时期地图以及英属印度留下的资料，又把这些材料与当地山脉、河流和交通路线相互对照。看得越仔细，问题越清楚：坎巨提虽与中国有历史联系，却不能简单说成中国的一块飞地。
耿飚的判断很直接：既然当地长期由巴基斯坦实际管理，中国就不应拘泥于模糊的历史名义；边界要解决，不能只讲旧账，更要尊重现实和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个意见，放在当时并不轻松。边界问题历来敏感，主动放弃某种历史上的权利主张，往往需要极大的政治判断力。
此前，耿飚已经在外交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经验。1950年，他从军队转入外交领域，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对一个长期在战场上工作的将军来说，外交桌上的交锋并不比战场简单。毛泽东曾鼓励他说：“洋人有什么可怕的？”耿飚后来用实际工作证明，军人同样能够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在瑞典任职期间，他没有把大使馆关在礼宾活动里。由于使馆司机人手有限，他曾亲自驾车参加活动，还考取了驾驶执照。有人担心这样会有失大使身份，耿飚回答：“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这件小事，反映出他不讲排场、重实际的作风。
1956年，耿飚调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当时的巴基斯坦参加过由西方主导的军事集团，外部环境看起来并不完全有利于中国。但周恩来判断，巴基斯坦并不敌视中国，而且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巴基斯坦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重要通道。
耿飚到任不久，便遇到巴基斯坦粮食困难。中国根据巴方需要，平价出售大米，并提供部分援助。巴方希望在米袋上印上“中国援助”，便于宣传，耿飚却没有同意。他认为，帮助灾民是出于友谊和人道，不应把救济变成宣传资本。米袋上只印“中国”二字，反而让巴方官员感受到中方的克制与真诚。
边界谈判由此有了更稳固的基础。耿飚向国内汇报坎巨提问题时，并没有把它包装成一项必须坚持的“领土要求”，而是从两国关系和西部安全出发，提出应当实事求是地处理。他的建议得到中央重视，外交部门和国务院经过研究后，同意按照现实控制、传统习惯边界以及自然地形来谈判。
1963年3月2日，中巴签署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这段边界过去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同意以传统习惯边界为基础，参照自然地形，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原则下完成勘界。根据协定，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坎巨提等地区归入巴方一侧；与此同时，巴方将此前控制的喀喇昆仑山部分地区划归中国，涉及面积约五千平方公里。
这不是简单的“谁送给谁”，而是一次以谈判方式完成的边界安排。双方既确认现实管辖，也通过互相调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中国而言，西部边界获得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对巴基斯坦而言，北部地区的归属和安全也更加稳定。
有意思的是，边界协定签署后，双方并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耿飚继续推动开通航线、改善交通，并为修建连接新疆与巴基斯坦的公路进行协调。1966年3月，中巴签署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协定。此后，工程人员在高寒缺氧、地形险峻的山地中施工，最终形成一条连接喀什与巴基斯坦北部的重要通道。
耿飚处理坎巨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出土地”四个字，而在于看清历史关系、现实控制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边界不是地图上的装饰线，外交也不是情绪化的较量。对一个刚刚建立、亟须稳定周边环境的新中国来说，这种少讲空话、多算长远账的做法，恰恰决定了西部大门能否真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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