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夏，武汉关水位逼近历史高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站在堤坝上，面对的是连日不退的洪水，也是长江中下游长期未解的难题。那场洪灾让他明白，防汛不能只靠人海战术，更不能年年等洪水来临后再仓促应对。
当时的武汉，阴雨持续数月。长江、汉江洪峰相继汇合，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军民昼夜巡堤，麻袋、木料、土方不断运往险段。没有现成材料，就拆机关门窗制作防浪设施；没有合适土场，就近取土加固堤身。许多干部和群众几天几夜守在江边，困了便靠着堤坝打个盹。
武汉最终保住了，但代价极其沉重。长江流域灾害频繁，中下游人口密集、耕地集中，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影响往往远超一座城市。王任重后来回忆那段经历时，反复思考的已经不只是“这一场洪水怎么顶住”，而是“下一场洪水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三峡工程并非突然出现的设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谈到过利用长江水力、改善航运的构想。20世纪40年代，美国专家曾对长江上游进行勘察，并提出过建设水电工程的方案。由于战争、政局和技术条件等限制，这些设想没有成为现实，却为后来研究留下了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治江问题被提上重要议程。1954年洪水过后，中央组织力量开展勘测和论证。1958年2月，周恩来到汉口，并率专家沿江考察三峡地区。王任重陪同参加了有关工作。周恩来强调，三峡工程关系重大，必须积极准备，更要做到充分可靠，不能凭一时热情拍板。
这句话，恰恰点出了三峡工程争论的核心。它既涉及防洪、航运和发电，也涉及地质、移民、生态、泥沙以及施工能力。工程规模如此巨大，任何一个环节考虑不周，都可能带来长期影响。因此，三峡工程虽然早有设想，却没有因为一次会议就立即开工。
王任重的态度却一直很明确。他支持建设三峡，但并不主张绕过论证。特殊年代里，即使工作受到影响，他仍曾向中央表达过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关系长江中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78年恢复工作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仍把水利建设视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任务。
1979年5月，王任重视察湖北宜昌葛洲坝工程。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重要前期实践，建设过程中积累的施工、通航和管理经验，为后来进一步研究三峡提供了条件。视察工地时，他曾说：“英雄挺进上三峡。”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他对长江治理长期设想的直接表达。
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面对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峡工程论证再次引起广泛讨论。1985年，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应当更加慎重，反对仓促上马。工程因此没有立即开工，中央随后组织新的论证。王任重参加相关工作时表示，有争论并不可怕，专家提出问题，正好可以把风险查清楚。
他担心的不是“慢一点”，而是无休止地拖延。王任重曾指出，重大工程必须谨慎，但如果迟迟不能作出决定，等到新的大洪水逼迫建设，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这个判断背后，仍是1954年武汉抗洪留下的现实记忆：堤坝可以抢修，百姓的生命却无法重来。
1990年5月，73岁的王任重最后一次到宜昌视察。他在清江隔河岩水库工地了解情况，仍叮嘱当地同志抓紧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1991年春节前后，围绕三峡工程的专家座谈会在广州举行，王任重根据讨论情况起草报告，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尽快作出决断。
遗憾的是，他没能亲自参加那场表决。1992年3月，王任重因心脏病突发住院，仍向有关人员了解政协会议安排，并嘱咐三峡问题要充分讨论，让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讲出来。据转述，他说：“只要能过，我死后也放心了。”
1992年3月16日凌晨，王任重逝世，终年75岁。18天后，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议案，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决议获得通过。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经过长期建设，工程于2009年基本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王任重未能看到开工那一天，但他从1954年洪水中提出的问题，终于在一项经过数十年论证的国家工程中获得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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