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75岁老人剪掉“葫芦兄弟”后，我们该看见怎样的葫芦?

日前，浙江绍兴75岁的陈老先生，因为阳台上七个形神酷似动画片《葫芦兄弟》的葫芦而意外走红网络。游客与网红蜂拥而至，日夜喧嚣，陈老先生不堪其扰，于9月5日晚亲手剪掉了所有葫芦。七个葫芦从藤上坠落，一场流量狂欢就此落幕。

流量退去，剪刀留下的断口或许很快会被遗忘。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阳台移向更辽阔的土地，会发现葫芦的藤蔓从未真正停止生长。它早已越过那根被剪断的藤，深入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记忆。

从日常到象征，一枚葫芦的文化升维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葫芦皮，其年代距今约七八千年;1973年和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葫芦及种子。

这些遗址的发现，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先民已经开始栽培或利用葫芦。

实际上，先民最早看中葫芦，并非它好看，而是因为它有用。在陶器尚未发明的年代，葫芦的天然空腔是理想的容器。一剖为二，便是瓢;钻一个小孔，便是壶。它轻便、防水、不易碎，几乎是为游猎和迁徙生活量身定做的器物。这个发现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

进入文明社会后，文献中有关葫芦的记载不绝于书。在中国古籍中，葫芦被称为“瓠”“匏”“壶”等。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统计，提到葫芦的古书有近百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予以了详细解释：“壶，酒器也;卢，饭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

综合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最早集中记载葫芦的典籍。《邶风·匏有苦叶》开篇便写：“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古人远行常腰拴葫芦以渡水，是为“腰舟”，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救生圈。《大雅·公刘》中记载：“执豕于牢，酌之用匏。”

在这些诗句里，葫芦有时是渡水的工具，有时是宴饮中的酒器。同一枚果实，在不同的场景中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但真正让葫芦从日常之物升华为文化符号的，是它“空”的特质被哲学所捕获。

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葫芦恰好是这个哲学命题最完美的物质载体。一个实心的果子只能被吃掉，一个空心的葫芦却能盛放万物，进而让其有了容纳天地、包裹乾坤的可能性。

这一点在道家文献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八仙之一的铁拐李身背一只装有“灵丹妙药”的葫芦云游四方，道家将这种修为的至高境界称为“壶天”，意思是葫芦里别有洞天。

葛洪的《神仙传》里有一个更生动的版本：壶公是一位卖药的老翁，集市散后便跳入一只悬挂的壶中，只有费长房看见了这一幕。费长房随后跟入壶中，发现里面“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这个“壶中天地”的意象，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奇崛的空间想象之一。它在这里已经不再是葫芦，而是一个世界的入口。

黄庭坚《葫芦颂》更是将这种哲学意味推向了极致：“大葫芦乾枯，小葫芦行酤。一居金仙宅，一往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恶与好，两葫芦俱倒。”从道家的壶天到黄庭坚的诗，葫芦从田间瓜果升华为一种精神容器，它的“空”反而成就了它的“满”。

而葫芦在文化上完成的另一层身份转换，则来自于谐音。葫芦谐音“福禄”，这是它最浅白也最深入人心的一层意义。葫芦的枝“蔓”与“万”谐音，藤蔓绵延、结实累累、籽粒繁多，被视作象征子孙万代的吉祥物。《诗经·大雅·绵》中便以“绵绵瓜瓞”祝颂生民兴旺、子孙昌盛。

一件物品，同时承载着福、禄、万、吉、子孙绵延等几乎全部的美好寓意，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个。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一枚寻常瓜果，能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占据如此特殊的位置。

可食可药可赏，一枚葫芦的多元之功

文化是葫芦的上层建筑，用途是它的地基。

《诗经》之后，历代典籍对葫芦的用途和栽培记载日益详尽。《齐民要术》中专门设有“种瓠”“瓠羹”“缹瓜瓠法”等条目。元代王祯在《农书》中称葫芦为“佳蔬”，并详细列举了葫芦的多种吃法。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葫芦的用途做了一次经典总结：“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为瓮盎，小者可为瓢樽，为腰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浊，其利博矣。”这段话几乎穷尽了古人能想到的葫芦的全部用途。

先看吃，这是农耕时代的主要用途。《诗经·豳风·七月》已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记载。《管子》中亦有云：“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可见，葫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位列“富国菜”之中。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写道：“匏之为用甚广，大者可煮作素羹，可和肉煮作荤羹，可蜜煎作果，可削条作干。”从素羹到荤羹，从蜜煎到干条，显然葫芦在灶台上的角色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时至今日，葫芦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嫩葫芦去皮切片，与肉片快炒，清甜中带着脆嫩;切成滚刀块与排骨同炖，吸满汤汁后绵软入味;擦成细丝拌入面糊，煎成薄饼，边缘微焦、内里软糯。

另外，北方一些农家仍保留着晾晒葫芦条的习惯，冬季温水发开后与五花肉同炖，咸香耐嚼，是颇具乡情意味的家常味道。

果腹之上，葫芦还可以治病。其藤蔓、卷须、叶、花、果瓤及膜、种仁均可入药。值得一提的是，葫芦在入药时称“壶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设“壶卢”一条，收录了多种相关方剂。就其药性而言，葫芦味甘、淡，性平，归肺、脾、肾经，能利水消肿、止渴除烦、通淋散结。《滇南本草》也记载其“利水道，通淋，除心肺烦热”。

葫芦同样是理想的容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夫瓠所贵也”，一个“贵”字道出了它在器用史上的分量。陆佃《埤雅》上则说：“乘者以瓠盛酒，冬即暖，夏即冷。”葫芦盛酒，冬暖夏凉，这大概是古人最早的“保温杯”了。

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葫芦的质地和空腔可以用来发声，于是有了葫芦笙。在云南澜沧拉祜族的创世神话《牡帕密帕》中，人类第一代男性扎笛长大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造屋，不是狩猎，而是“砍来最好的泡竹，找来最好的葫芦，做出了第一只葫芦笙。”葫芦笙婉转悠扬，是西南少数民族最重要的乐器之一。从田间到舞台，葫芦完成了一次优雅的跳跃。

若论葫芦艺术的极致，则非匏器莫属。至迟在宋代，人们已经开始通过栽培技术改变葫芦的颜色和形态。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制匏工艺臻于高峰，匠人在葫芦幼小时将其套入刻有纹饰的模具中，待其长成，便“长”出了笔筒、花插、杯、碗、蝈蝈笼、蛐蛐罐等数十种器型。

在故宫，至今仍藏有清代葫芦器近六百件。其中，乾隆御制匏器鼻烟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通高仅9厘米，包浆温润，轻薄如纸，底部“乾隆年制”篆字官款平正大气。而一些宫廷制作的匏器，还曾被作为珍贵礼品赏赐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臣。

其实，葫芦不仅活在典籍与器物里，也扎根在今天的土地上。它适应性极强，从热带到温带皆可生长，在中国几乎各省都有种植。不过，真正让葫芦形成规模化产业的，当属山东聊城东昌府区。

据风味地理了解，葫芦于汉代传入鲁西后，便在东昌府大地上生根并绵延至今。特别是经过长期品种培育与引进，目前当地的葫芦种植品种超过100种，广泛种植的有中号、草里金、八宝、天津嘴等名品。数据显示，目前东昌府区葫芦产业年综合效益达30亿元，销售额约占全国葫芦市场的75%，产品远销日韩、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之乡”，东昌府区已成功申报“东昌府葫芦”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当地还积极推动“聊城葫芦”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从田间作物成长为国际IP，葫芦在“富民”之外，更多了一重文化名片与国际影响力的时代内涵。

回到文章开头，陈老先生剪断的那七个葫芦，不过是流量时代结出的一枚速生速朽的果;而真正的葫芦文化，从来不在七个卡通形象的相似度里，而在那片被几千年烟火气浸润过的文化土壤里。

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到《诗经》的篇章，从道家的法器到清宫的匏器，从餐桌上的佳蔬到药房里的良药，葫芦用一枚果实的体量，承载了一个民族几乎全部的文化记忆。这份记忆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从不追逐一时喧嚣，而是将根须扎进时间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