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20万国军进入越南受降的背后博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盟军最高统帅部于8月17日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规定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要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投降。南边的十六度线以南，则由英国军队负责受降。

如此划分是有依据的，越南在抗战期间本就归中国战区指挥作战。中国打了八年仗，牵制了日军主力，为盟军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把越北划给中国受降，是对中国战场贡献的肯定。

接到命令后，国民政府派出了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叫卢汉，云南人，他手下的六十军、六十二军、九十三军，基本都是以滇军为主力的部队。

8月1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卢汉为受降官，近二十万人的部队从云南和广西两个方向进入越南。

9月28日上午十点，受降仪式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举行。英美都派了代表参加，卢汉在大厅正中间就座。土桥勇逸带着五个人进来，向卢汉鞠躬行礼，然后北向站立。

卢汉宣读了投降条文，土桥勇逸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从这天起，中国军队正式接管了越南北部的防务，负责日军的缴械、物资接收和日俘遣返。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国民政府为什么派了这么多军队去越南？光说受降，似乎用不着二十万人。

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之间的矛盾。

负责入越受降的主力部队，是长期盘踞云南的滇军，由卢汉指挥，而滇军背后的实际掌控者是龙云，龙云在云南经营多年，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一直和重庆中央政府存在隔阂。

蒋介石把这支地方部队调往境外执行受降任务，本身就带有调虎离山的意图，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本土，方便中央政府瓦解地方割据力量。

就在滇军陆续进入越南之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发动行动解除龙云在云南的权力，完成对云南的直接控制。

入越的滇军就此失去后方根基，后续不少部队直接被调往东北战场投入内战，海外受降任务，同时也成为国民党调整国内军事格局的一步棋。

当然，这只是国内政治层面的考量，从国际层面看，越南的局势远比想象中复杂。

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了“三九政变”，把驻越法军全部缴械俘虏，接管了越南。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就此中断。

但日本投降后，法国人想恢复在越南殖民统治。逃到云南的原法国殖民军司令亚历山德里，在日本刚宣布投降后就急着飞回越南，想造成法军重返的既成事实。

国民政府怕闹出乱子影响受降，命令云南部队把他的飞机扣在了昆明机场。受降仪式前，亚历山德里又提出允许法国组团参加并悬挂法国国旗，也被拒绝了。

而法国人并未死心，从1945年10月开始，他们频频派人到重庆跟国民政府接触。

与此同时，越南内部的政治力量也在剧烈变化。8月16日，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临时政府。9月2日，就在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同一天，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

越南北方出现了中国军队占领、法国想重返、越盟宣布独立三方并存的复杂局面。

然而，国民政府的态度却比较模糊。

一方面，蒋介石几次指示“对越南政府暂取不管态度”，“对越党不干涉”。

另一方面，在越南的实际做法又不完全一样。

六十军军长万保邦后来回忆，他交代部下，如果越盟部队打法国人，尽量帮助补给，还把接收的日军缴自法军的武器装备给了越盟。九十三军的高级军官也常跟胡志明、武元甲等人来往。

但这些帮助更多是前线将领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没有给越南的亲华党派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到了1946年初，情况又变了。

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杜鲁门上台，美国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国共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急着把驻越军队调回国内。

1946年2月28日，国民政府跟法国签了协定，同意法国军队接防越北。3月4日，中法军事代表开会商洽交接，法方提出要在3月6日从海防登陆，中方代表坚决拒绝，会议不欢而散。

可法军没管那么多，3月6日，法国舰队闯入海防港，想强行登陆。驻守海防的国民党军第130师开了炮，双方发生军事冲突。

但打归打，撤军的事已经定了。

3月6日同一天，法国跟越南民主共和国签了《法越初步协定》，法国承认越南是一个自由国家，越南同意加入法兰西联邦。

随后，中国军队开始分批撤出越南。到1946年五六月份，入越受降的部队全部撤回了国。

如此来看，问题就很清晰了，国民党接管越南一事，从始至终都不只是军事受降那么简单。

它既是盟军战后安排的一部分，也是国民政府国内政治斗争的一步棋，更是在法、越、英、美几方角力中一次被动的外交应对。

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待了八九个月，完成了受降和遣返日俘的任务，客观上推迟了法军重返越北的时间。

但国民政府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越南政策，一方面想扶持亲华势力，又不敢得罪法国；另一方面想保持存在感，又急着把军队调回去打内战。

最后的结果是，法军回来了，越盟站稳了脚跟，而中国军队撤离之后，在越南问题上说话的分量，也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