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冬，湘江东岸，中央红军正在向西突围。李卓然当时担任红五军团政委，他面对的不是一次普通阻击，而是全军撤退时最危险的位置：主力已经远去，后卫部队必须顶住追兵。
红五军团的来历，本身就带有特殊意味。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参加红军。起义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团，最初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委。
这支部队中，不少官兵原本是旧军队出身，却在土地革命的战火中逐渐完成了立场转变。1932年整编后，董振堂成为军团领导人之一，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后来又承担起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后卫任务。
李卓然并非以战场指挥见长。他1899年出生于湖南湘乡，青年时期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又在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长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
回国后，李卓然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宣传、组织和部队政治工作职务。长征开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红五军团政委。这个安排很有分量，因为红五军团所处的位置，往往意味着最迟撤离、最早接敌。
“后面的部队，不能乱。”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很能说明红五军团政委的职责。部队行军时，他们与中央纵队相隔一两天路程，敌军一旦追近，军团部和普通战士都可能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打退敌人后，队伍还要继续赶路，根本没有充足时间休整。
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因担任阻击和掩护任务，被隔绝在湘江以东。全师五千余人损失惨重，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央红军付出巨大代价，才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惨烈伤亡带来的，不只是人数减少。部队内部出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些干部和战士公开批评指挥失误。李卓然没有回避这些声音，而是深入部队谈话，解释形势，也承认后卫部队承受的代价确实过重。
1935年1月，李卓然奉命前往遵义参加会议。会前，毛泽东了解红五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反映了部队的怨气和困难。遵义会议上，他结合红五军团的实际损失，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发言，来自一线政治干部的直接观察，分量自然不同。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卓然被调往红四方面军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坚持南下时，李卓然与朱德、叶剑英等人一道反对分裂。有关他的历史评价，后来也曾经历过曲折，尤其是张国焘南下问题，曾有人把责任牵连到他身上，后经审查和事实说明，许多说法得到纠正。
1936年，西路军组建后，李卓然担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奉命西进，意在打通同苏联联系的通道，但河西走廊地域狭长，敌军兵力集中，部队又长期缺乏补给。经过连续作战，西路军陷入困境，最终在1937年春遭受严重损失。
西路军失败成为李卓然一生难以摆脱的负担。1937年3月，余部在祁连山一带继续突围，李卓然被推举为工委书记，负责统一组织剩余力量。部队后来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等人的接应下，部分人员终于脱离险境。
这段经历使李卓然长期认为，自己作为政治工作负责人，对部队失利负有责任。需要说明的是，西路军失败有着复杂的军事、补给和战略因素，并非某一个人的决定可以解释。可在当事人心里，责任感往往比结论沉得更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卓然主要负责宣传与政治工作，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他没有像许多战将那样频繁出现在战场报道中，却长期参与军队政治建设和干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卓然继续从事宣传领域工作。1959年，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但由于没有再承担显著的公开职务，报刊对他的报道逐渐减少。1965年，周恩来在观看文艺演出时与他握手交谈，许多在场人员才知道，这位早期革命者仍在工作和生活。
1989年，李卓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党组织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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