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西安一户干部家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与一名自称“老红军”的男子只交谈了几句,气氛便悄悄变了。对方身上挂着许多耀眼的经历:参加过红军,打过抗美援朝,还曾赴苏联参观。可张德生听完来意,脸色很快沉了下来。
这名男子叫李万铭,陕西安康人,1927年出生。按这个年龄推算,他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期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成为所谓的“老红军”。但在当时的谈话中,这个关键矛盾并没有立刻被所有人察觉,反倒是他精心编织的身份,已经骗过了不少干部。
李万铭早年读过书,性格机灵,喜欢在人群中表现自己。中学期间,他曾因擅自改动成绩单被开除,后来在家人的疏通下,进入县里接受师资培训。1944年12月,他加入国民党,随后随部队前往沈阳,在国民党军队团部担任文书,后来又做过准尉政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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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原本并不光彩,却成了他日后编造身世时可以利用的一点底子。他还曾转到国民党南京陆军医院工作,熟悉军队编制、职务称呼和公文格式。也正因为接触过这些内容,他伪造出来的履历,乍看之下颇像那么回事。
真正让李万铭声名大噪,是1953年以后。他以一份“1935年参加红军、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因伤致残、刚从苏联回国”的档案,调入林业部工作。接收档案的干部看到这些内容,自然不敢怠慢。那个年代,战斗英雄和老红军有着极高的政治信誉,档案上的几行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待遇和位置。
李万铭很懂得怎样经营这层光环。他的宿舍里摆着奖章、奖状,还有写着“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的物品,墙上挂着一件印有红字的背心。有人来访,他便谈起自己在战场上的功劳,也说起各地送来的樟木箱、皮毛大衣和各种用品。
他说:“大家送的东西,我不能随便拒绝,这是群众的一片心意。”
话说得漂亮,听起来还带着几分谦逊。可在熟悉部队传统的人看来,他的表现太张扬了。真正经历过长期战争的老同志,往往很少把奖章和功劳挂在嘴边。林业部森林经营司长对此曾暗自疑惑,却没有立即掌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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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铭的胆子也越发大了。他拿出一张所谓志愿军第35师师长的委任状,声称自己奉陈赓司令员命令,要回第12军办理要务,催促单位给他购买飞机票。一个没有经过核实的人,竟凭几份材料和一套说辞,获得了相当高的信任。
问题出在西安。
1955年,李万铭住进中科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家中。恰好这天,梁得柱的朋友张德生前来做客。张德生长期负责陕西的党政工作,对军政系统的安排并不陌生。寒暄之后,他随口问起李万铭来陕西的目的。
李万铭回答,自己准备去兰州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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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却让张德生立即警觉起来。有关兰州的军事会议,他并没有听说。若真有这样重要的会议,相关文件、通知和参会人员名单,不可能完全没有动静。
张德生接着问:“你什么时候收到的会议文件?”
李万铭说:“文件早就收到了,过几天你也许就能知道。”
回答看似镇定,细节却经不起追问。张德生没有当面拆穿,只提醒梁得柱:“这个人的身份还没有核实,还是让他先住招待所比较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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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铭离开后,张德生立即要求调查。他判断,这不仅是冒充干部的问题,背后还可能牵涉伪造公文、骗取待遇等多项行为。省公安厅随后展开核查,从档案来源、部队番号到所谓委任状,一项项比对。
结果很快出来了。李万铭没有参加过红军,也不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赴苏联参观、负伤致残等经历同样子虚乌有。那些奖状、奖章和委任状,都是他为包装身份伪造的材料。
案件侦破后,李万铭被捕,并被判处长期徒刑。1955年入狱,直到1978年才获释,前后服刑23年。出狱后,他在西安汽车制造厂就业,生活轨迹重新回到普通劳动者之中。
后来,一些机关、学校和监狱请他作报告,内容并不是讲战斗经历,而是讲自己如何编造身份、怎样一步步取得信任,以及这场骗局最终怎样败露。对李万铭来说,那些曾经用来抬高自己的“荣誉”,后来只能作为错误经历被反复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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