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曾是汉字文化圈一员，却对此感到羞愧，对汉字文化并不认可

1945年9月2日，河内巴亭广场，胡志明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天后，越南政府颁布平民学务令，把扫除文盲列为国家事务。对当时的越南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识字运动，也是在选择一种更容易普及、更加贴近本民族语言的文字。

汉字没有立刻从生活中消失，但它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迅速改变。过去，读书、做官、修史、写公文都离不开汉字；此后，学校、报刊和行政机关大规模改用国语字。一个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书写传统，就这样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官方依托。

理解这场变化，不能只看1945年的一纸命令。越南北部与汉字发生联系，通常追溯到秦朝经营岭南时期。公元前214年，秦军进入岭南，郡县制度、文字和行政方式随之传播。秦朝覆亡后，赵佗建立南越国，汉字并未因政权更替而中断，反而成为管理地方、沟通中原的重要工具。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设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汉代以后，中原官吏、士人和移民不断进入当地，学校、礼制和文书制度逐步建立。东汉末年，士燮治理交阯，重视讲学与经籍，被越南史家视为早期文教传播的重要人物。

有意思的是，汉字在越南最初并非单纯依靠强制推广。它掌握着一整套现成的政治和文化工具：诏令怎么写，税赋如何登记，法律怎样保存，官员如何选拔，都有成熟范本可循。对地方统治者而言，使用汉字，等于拥有一套能够运行国家的制度语言。

隋唐时期，安南地区的士人已经能够参与科举。姜公辅出身安南，后来在唐朝做官，曾任翰林学士；廖有方也以文章闻名，并与柳宗元有交往。这些人物说明，当时的汉字教育并非只停留在基层行政，而是确实培养出能够进入帝国政治与文化中心的知识阶层。

越南建立自主王朝后，汉字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越南进入长期的自主统治阶段。政治上脱离直接管辖，文化制度却仍大量借鉴中原。李朝时期，升龙修建文庙和国子监；1075年，越南举行本国科举。士人要取得功名，必须读经、作赋、撰写汉文。

那时的汉字，在越南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外语文字，而是国家运转的正式书写系统。国史用它记录，官府用它发文，文人用它作诗，佛寺和道观也常用它留下碑铭。越南著名文章《迁都诏》《檄将士文》《平吴大诰》，都以汉文写成。

本民族文字也曾出现。越南人根据本地语言创造喃字，用来补充汉字难以表达的语音和词汇。喃字写出了《征妇吟曲》等作品，也留下了胡春香的诗歌。然而，它结构复杂，字形来源不一，学习成本很高，始终没有取代汉字成为稳定的行政文字。

转折来自西方传教士。十七世纪，传教士为了记录越南口语，逐渐形成以拉丁字母拼写越南语的系统。亚历山德罗在1651年出版《越葡拉丁词典》，这套文字后来被称为国语字。它并不适合书写古典汉文，却能较准确地标注越南人的日常发音，识字门槛也低得多。

法国入侵后，文字问题被放进殖民统治的框架。1858年，法军在岘港登陆；1884年《第二次顺化条约》签订后，越南成为法国保护国。殖民当局推动国语字进入行政和教育体系，汉字则逐步退出公文领域。1865年，南圻出现国语字报纸《嘉定报》，报刊传播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字的影响。

但法国人的推动，并不意味着越南人只是被动接受。越南知识分子发现，国语字更适合报纸、传单和大众教育，能够把政治主张传到普通民众之中。有人曾说：“文字若只让少数人读懂，国家便很难动员多数人。”这句话未必出自某一位特定人物，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选择。

科举制度的废止，使旧文字体系失去了最后的制度支柱。阮朝最后一次科举在1919年举行，此后，熟悉汉文不再是进入国家机构的必备条件。汉学私塾仍存在，一些老人和文人继续读经、写诗、立碑，但这种传统已经从国家教育退到民间文化。

民族主义兴起后，部分越南知识分子对汉字和汉文化产生了强烈反思。他们把越南长期处在东亚儒学秩序中的经历，视为民族独立尚未完成的象征；面对晚清衰败和法国殖民，又把汉字看成旧制度、旧阶层的代表。所谓“为曾是汉字文化圈成员而羞愧”，更多是近代民族身份重建中的激烈表达，并不能代表所有越南人。

1945年后的文字改革，因而同时包含三层原因：国家扫盲需要，民族独立诉求，以及行政现代化要求。国语字简单易学，印刷方便，适合报纸和学校；汉字则与科举、官僚和儒学经典紧密相连。两种文字背后的社会结构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

不过，文字退出官方，并不等于历史被抹去。越南的古代法令、碑刻、家谱和文学作品中，仍保存着大量汉文与喃文遗存。许多地名、人名和成语，也能看到汉字文化留下的痕迹。只是从1945年开始，汉字不再是越南国家教育的入口，而成为需要专门学习的历史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