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打电话说，二叔家盖房占了我家宅基地

我妈打电话说，二叔家盖房占了我家宅基地，我愣了半分钟，那块地荒了10年，我连边界在哪都记不清，她气得发抖，说二叔连招呼都没打。电话那头，风刮得厉害，呼呼地往听筒里灌。我妈的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的，可那股子火气一点没被吹散。她说，你赶紧回来一趟吧，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我站在阳台上，手里夹着根烟，半天没顾上抽，烟灰积了老长一截。我能想象出她说话时的样子，一定是站在院门口的槐树底下，一手叉腰，一手举着手机，脸涨得通红。这些年，她的脾气一点没变。可这次，我心里头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绊了一下。不是急，不是气，是空。那么大一块地，我竟然连它的边边角角都想不起来了。

我今年三十七，在城里安家快十五年了。自打父亲走后，除了过年，我很少回村里。母亲不识字，每次打电话都是几件事，谁家娶媳妇，谁家老人没了，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我在这头嗯嗯啊啊地应着，手头的活该干还是干。那几间老房子，那几亩薄地，在我心里，早就退成了一个遥远的影子。平常根本想不起来。只有每年清明回去上坟，车子拐过村口的石桥，看见路两边绿油油的麦子，心里才会动一下。就那么一下，很快又散了。我总觉着，那些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我属于城里，属于写字楼里那间十几平方的办公室，属于早晚高峰挤得人喘不过气的地铁。直到我妈这通电话，才把我从城里的梦里拽回了一半。

挂电话前，我妈又补了一句，说，那块地，是你爸留下的。我拿着手机，站了很久。楼下的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慢吞吞地流着。我努力回想那块地的样子。模糊记得，在村西，紧挨着二叔家的菜园。地不大，也就三分来地。父亲活着的时候，在那儿种过花生，种过红薯。地边上有棵歪脖子桑树，夏天结一树紫红紫红的桑葚。父亲说，那桑树是他爷爷手上栽的。我小时候常爬上去，吃得满手满嘴都是黑紫色。后来父亲走了，地就荒了。母亲一个人种不动，我又不回去。再后来，连那棵桑树有没有活着，我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请了假，开车回村。三个多小时的高速，下来又走了半个钟头县道。到村口时，正是半晌午。日头很好，把整条村路晒得白花花的。我放慢车速，摇下车窗。一股土腥味混着猪粪味钻进来。熟悉，又陌生。路过王老五家门口，他正蹲在台阶上吃面，看见我，端着碗站起来，喊了我一声。我冲他点点头，没停车。后视镜里，他还站在原地，望着我的车屁股。我忽然有些心慌。这村子，还认不认得我呢？我又认不认得它呢？

车停在我家门口。母亲已经等在门外了。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白了大半，人瘦了一圈。见我下车，她眼圈先红了，但没哭，只是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走，去地里。我扶着她，说，妈，先喝口水。她摆摆手，说，不喝。我跟在她后头，往村西走。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两边的房子多了，翻新的也多。原来低矮的土坯房，不少都改成了二三层的小楼，贴着锃亮的瓷砖。路也铺了水泥，不再是我记忆里坑坑洼洼的泥巴道。可我的心却越来越沉。这些变化，像在提醒我，我离开得太久了。

走了七八分钟，母亲停住脚步，指着前面说，你看。我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眼前是一道新砌的红砖墙，有一人多高，围出个方方正正的院子。里面正盖着房，两层，主体已经起来了，几个工人在上头砌砖。旁边搭着脚手架，地上堆着水泥和砂子。那墙，就压在我们家那块地上。我站在那儿，像被人迎面泼了盆冷水。那地，我认不出来了。可我知道，它原来就是这儿。那棵歪脖子桑树，果然没了。连根都不剩。我下意识地扭头看母亲。她站在我侧后方，胸口一起一伏，手指头抖得跟风里的枯树枝似的。她说，你看，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给我推平了。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絮。

二叔家就在隔壁。二层小楼，前年新盖的。我小的时候，二叔跟我家关系不错。父亲在的时候，逢年过节常一块儿喝酒。有一年我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是二叔背着我跑了五里地去的乡卫生院。那晚下着大雪，二叔的鞋都跑掉了一只。这事，母亲念叨了半辈子。可如今，两家的院墙之间，裂开了一道看不见的缝。这缝，从父亲走后，一点点地宽了起来。先是为了地边上的几棵树，后是为了浇地的水渠，再后来，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拌上几句嘴。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嘴上从不饶人。二叔呢，脾气倔，认死理。两家虽没彻底撕破脸，可也早就不怎么走动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会不声不响地把房盖到了我家地上。

我站在那道新墙前，太阳晒得后脖颈发烫。几个干活的工人好奇地往这边望。我躲开他们的目光，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开口。跟二叔吵？还是直接找村里？正犹豫着，二叔从旁边院子里出来了。他穿件灰不拉几的秋衣，裤腿卷到膝盖，脚上一双旧胶鞋。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起笑，说，侄子回来啦。我点点头，叫了声二叔。他走过来，递烟。我接了。他给我点着，自己也点了一根。我们俩就站在那道墙下，抽着烟，谁也不先说话。烟抽到一半，母亲忍不住了，说，你盖房，占了我家的地，连个招呼都不打？二叔的脸色变了变，说，嫂子，这地荒着也是荒着，我寻思着先用用，等以后……母亲打断他，说，以后什么以后？那地是你哥留下的，你凭什么说占就占？二叔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夹在中间，脸上一阵热。我回来的路上想好了，要心平气和地谈。可真站到这儿，听着母亲和二叔你一句我一句，我脑子却乱了。像有无数只蜜蜂在嗡嗡地飞。

二叔忽然转向我，说，侄子，你是明事理的人。你说说，这地荒了这么多年，长满野草，我收拾出来盖几间房，不也是给咱老刘家添点家业？再说了，我这不正要跟你们商量吗。母亲冷笑，说，墙都砌到人家地里了，还商量？二叔脸涨得通红，说，乡里乡亲的，谁还用谁的地？你问问这村里，哪家盖房没占过别人一点地？母亲气得直跺脚，说，那能一样吗？你占的是你亲侄子的地！二叔不吭声了。我看着他，又看看母亲，烟灰烫了手，才赶紧扔了。我知道，今天要是不拿出个说法，这事没完。

我让母亲先回家。她不走。我劝了半天，她才气哼哼地回去了。二叔把我让进他家院子。他老婆从屋里出来，给我倒茶。我坐下，环顾一圈。院里堆着新买的琉璃瓦，还有几袋水泥。二叔坐在我对面，不停地搓手。他老了。头发花白，背也驼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我忽然想起父亲。他们兄弟俩长得真像。尤其是侧脸。那一瞬间，我心里头的火，像被风扑了一下，弱了几分。我说，二叔，这地是我爸留下的。不是我计较，是这么个理儿。二叔低着头，半晌，说，我知道。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怕你妈不同意。我叹了口气，说，你越不跟她商量，她越生气。二叔抬起头，说，那你说咋办？我要是把地还给你，这房就盖不成了。我沉默了。院子里有只芦花鸡在啄食，啄得地砖笃笃响。我望着那几袋水泥，心里头翻江倒海。那是块地，又不光是块地。那是父亲的影子，是母亲的念想，是我跟这个村子之间，最后一根若隐若现的线。

后来，我去找了村主任。村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叼着烟，听完来龙去脉，吧嗒几口烟，说，这种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二叔那人，也不是坏。就是有点愣。我问他，怎么解决。他说，最好是两家私下协商。你二叔那边，盖房的手续还没办全。真闹到上头，也不好。我明白他的意思。农村里，最怕见官。可我也不能稀里糊涂就这么算了。我在村主任家坐到天黑，心里头慢慢有了个主意。我不能让母亲寒了心，也不能把二叔逼到墙根底下。我想找个两全的法子。

第二天，我把二叔和母亲叫到一起。还是在二叔家院子里。我搬了张方桌，泡了壶茶。两个老人各坐一边，谁也不看谁。我先开口，说，二叔，这地的事儿，咱们今天说清楚。你呢，承认占了我家的地，是不是？二叔点点头。我又说，那好，既然是占了，就得有个说法。我提两个方案。一个是，你把墙拆了，把地还回来。另一个是，地算你租的，一年给个几百块租金，以后政策允许，咱们再把手续弄明白。母亲一听，瞪了我一眼，说，租什么租？那地就是咱家的！我按住她的手，说，妈，你听我把话说完。二叔也满脸惊讶地看着我。我接着说，二叔，这钱我不稀罕。但我得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地，是爸留的。你要用，可以。但必须白纸黑字，写个条子，说明这地的归属。等以后村里确权了，该是谁的还是谁的。二叔想了想，说，行。母亲却不干，起身就走。我追出去，拉她。她甩开我，眼泪下来了。她说，那是你爸的心血。你就这么让了？我站在风里，心里又酸又胀。我说，妈，我不是让。我是想，咱们在村里，以后还得跟二叔一家处。你把他逼急了，他在村里住着，你也在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心里那口气，是出痛快了，可往后的日子呢？母亲不说话了。她站在巷子口，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抱住她。她老了，身子那么薄。我忽然觉得自己太不孝了。这些年，都是她一个人在村里，守着空房子，守着那些我记不清边界的土地。而我，在城里忙忙碌碌，差点把根都忘了。

后来，母亲还是松了口。二叔写了个条子，我让他按了手印。条子上写得明白，地是我家的，二叔家盖房暂用，以后政策下来，产权还归我家。二叔还主动提出，把那棵歪脖子桑树的钱赔了。母亲没要。她说，树没了就没了。说这话时，她脸色很平静。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张条子，心里头说不上是松了口气，还是更堵了。那些被推掉的野草，那些被挖走的树根，那些荒了十年的光阴，终究不是一张条子能换回来的。

我回城那天，母亲起早给我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我吃了一盘，又带了一饭盒。后备箱里塞满了她准备的米面油。我坐进车里，发动。她从车窗里塞进来一个红布包，说，这是从老宅墙根底下挖出来的，你带回去。我打开一看，是几块磨得发亮的石头。她说，你小时候最爱玩这个。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头去。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槐树底下，风吹着她的衣角。我忽然想，那棵树，又该开花了吧。

回城后，我常给母亲打电话。比以前勤了。每次问起二叔家盖房的事，她都说，盖着呢，盖了快两层了。语气淡淡的，不像从前那么冲了。上个月，母亲发来一张照片。是二叔家新房落成那天，村里不少人去贺喜。她也去了。照片里，她站在新房的堂屋里，跟二叔一家照了张合影。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母亲站在二叔旁边，脸上甚至带着点笑。那笑里，有太多的东西。有委屈，有和解，有村里人最朴素的那种气度。我知道，她不是真不在意了。她是想明白了。那块地，荒了十年，最后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让我回了趟家，让我跟二叔面对面喝了一壶茶，让我在母亲的眼泪里，重新记起了一个儿子的本分。这地的边界，我依然记不太清。可我心里头，有些边界，却比从前清楚多了。人不能忘本。哪怕走得再远，也得知道，根在哪儿。根没断，人就还活着。地可以荒，但不能丢。因为那上面，长着几代人的影子。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那声音，你在城里是听不见的。可你只要闭上眼，就能听见。那是老桑树的声音，是父亲锄头的声音，是母亲站在门口，一遍遍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