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12月30日，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杨国祥驾驶强—5飞机返航时，机腹下还挂着一枚已经解除保险的氢弹。跑道尽头，调度员和少数值班人员紧盯着飞机。谁也不敢出声，因为这次降落，不只是飞行员与战机之间的较量。
这一任务原定于当天完成。中国第一颗氢弹已于1967年6月17日在罗布泊试爆成功，但从“能爆炸”到“能够由飞机投掷”，中间仍隔着复杂的技术难关。武器必须装进飞机，飞机还要在投掷后迅速脱离危险区域，投放装置也必须经受高空、高速和剧烈震动。
经过论证，任务最终选定强—5飞机承担。它体积相对较小，飞行性能适合低空突防和快速爬升。承担投掷任务的飞行员，则必须技术过硬、心理稳定，还要熟悉核试验区的复杂环境。杨国祥因此被选中。
杨国祥1929年出生于云南玉溪，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东北航校学习飞行。那所航校创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训练飞机多为缴获或接收后修复的旧机，教学语言也不统一。学员听不懂日语，就靠手势、示范和反复练习完成训练。
困难没有挡住这批年轻人。杨国祥毕业后参加空军建设，并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接受了实战考验。1956年全军大比武中，他在空军项目里取得突出成绩，曾受到毛泽东接见，被称为“彝族雄鹰”。这些经历，使他后来面对极端任务时，拥有了相当扎实的飞行基础。
为了保证氢弹能够准确投放，杨国祥和地面人员进行了数百次模拟训练。每个动作、每个仪表变化、每一种异常情况，都要反复验证。由于任务属于高度机密，他没有对家人透露详情，便前往西北试验基地接受封闭训练。
试验当天，天气条件良好。杨国祥驾驶强—5升空后，按照预定航线抵达目标区域，完成瞄准，随后按下投弹按钮。意外就在这一刻发生：本应立即工作的投弹电钮没有反应。
他又检查仪表，再次尝试，结果依旧如此。飞机携带的氢弹已经解除保险，时间和燃油都在不断减少。地面指挥员问：“还能不能执行应急投弹？”杨国祥回答：“可以申请，但需要改变投弹方式。”
所谓应急投弹，是让飞机俯冲，借助惯性和应急装置将武器抛出。这种方法风险更高，稍有偏差，就可能使飞机与氢弹同时陷入不可控状态。地面批准后，杨国祥调整机头，完成俯冲，再次按下应急按钮，故障却仍未排除。
此时，飞机剩余油量只够维持约四十分钟。跳伞看似是最直接的选择，可无人驾驶的飞机将携带氢弹飞向何处，谁也无法保证。试验区附近有人员、设备和生活设施，稍有失控，后果难以估量。更重要的是，氢弹本身凝聚了大量科研成果和国家资源，不能轻易弃置。
杨国祥向基地报告，提出返航着陆。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基地随即组织人员撤离，清空跑道周边区域，只留下必要的指挥和调度人员。杨国祥关闭加力，控制飞机保持稳定姿态，尽量减少震动，让挂载状态下的强—5平稳接近跑道。
飞机落地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起落架和机腹。强—5接地、滑跑、停稳，氢弹没有发生异常。事后检查发现，故障原因是投弹电路中的电钮电板短路，属于极为罕见的技术问题。那次失败，没有造成伤亡，也没有让武器落入失控状态。
试验并未因此取消。经过检修、复核和重新准备，第二次投掷被安排在1972年1月7日。中午时分，杨国祥再次驾驶强—5飞临目标上空。这一次，投弹装置正常工作，氢弹准确脱离飞机，并在预定区域成功爆炸。
从核装置研制到空中投掷，中国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走过的并非一条平坦道路。杨国祥返航着陆的那几分钟，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仪表、跑道和一次次细微操作。对飞行员而言，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顺利完成任务时，而在计划失效之后，仍能把飞机和人员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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