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东京的梅雨季总是带着一种黏稠的压抑感，细密的雨丝将新宿街头的霓虹灯晕染成模糊的光晕。我坐在一家不起眼的地下咖啡馆里，对面坐着小百合。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针织衫，素净的脸上没有化什么妆，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如果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是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或者是某个在超市挑选打折便当的年轻主妇。
但她曾经拥有另一个名字，一个在某些隐秘的网站上拥有几十万点击量的名字。
小百合轻轻搅动着面前已经冷掉的咖啡，金属勺子碰触瓷杯，发出沉闷的声响。她的手背上有几道细微的疤痕，那是过去几年里，为了抵抗重度抑郁而自己留下的痕迹。
“很多人以为，走进那个行业的女孩子，要么是贪慕虚荣，要么是懒惰堕落，为了买名牌包而自甘堕落。”小百合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被岁月粗糙打磨过的砂砾感，“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压迫，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的。它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网，当你意识到自己被困住的时候，网已经收紧，勒进了你的肉里。”
小百合的故事开始于她十九岁那年，那时她刚刚从关西的一个小县城来到东京，带着对大城市的憧憬和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梦想，在一家专门学校学习服装设计。高昂的学费和东京可怕的物价很快压垮了她。为了维持生计，她打了三份工，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在她最疲惫、最迷茫的一个傍晚，在涩谷的街头，一个穿着笔挺西装、举止极其绅士的男人拦住了她。男人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某某演艺经纪公司的字样，头衔是星探。他夸赞小百合的骨相很好，气质独特，非常适合做平面模特。
“那时候我太累了，也太穷了。他告诉我，拍几组穿着私服的街拍，或者简单的泳装写真，就能拿到我一个月在便利店打工的薪水。更重要的是，他表现得太专业了。”小百合回忆起那一刻，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他们带我去的是位于港区的高级写字楼，前台有漂亮的女职员，会议室里挂满了当红明星的海报，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正规。”
签下第一份合同的时候，小百合连里面的条款都没看懂。星探用极其温柔的语气告诉她，那些只是格式条款，不用在意。接下来的几个月，她确实拍了一些普通的写真，虽然收入没有承诺的那么多，但也勉强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
后来公司开始以各种名义向她收费：专业的形体训练费、高级化妆品的置装费、甚至是公司为她安排的“高端公寓”的租金。这些费用并没有让她直接掏钱，而是记在了她的账上。不知不觉中，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已经欠下了经纪公司近两百万日元的债务。
“有一天，经纪人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账单拍在我面前。他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了。”小百合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他告诉我，如果我不还钱，他们就会把欠条寄给我在乡下的父母，甚至会去我父母工作的地方讨债。我当时就吓哭了，我父母都是本分老实的底层人，如果知道我在东京欠下巨款，他们会崩溃的。”
就在小百合走投无路的时候，经纪人抛出了那根淬了毒的“救命稻草”。他递过来一份新的合同，告诉她，只要拍几部“尺度稍微大一点”的作品，这笔债务就可以一笔勾销，甚至还能拿到一笔丰厚的报酬。
“他们用了极其巧妙的话术。”小百合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剖析着那种心理控制，“他们不叫它AV，他们称之为‘艺术电影’、‘成人向企划’。他们不断地向我灌输一个观念：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要为自己的债务负责，这是世界上最快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保证，会用化名，会做模糊处理，没有人会认出我。”
在极度的恐惧和愧疚中，小百合签下了那份卖身契。从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一个名叫小百合的人，而是变成了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一块可以被随意切割、消费的肉体。
第一次拍摄的场景，小百合至今都不敢去回想细节。那是一个偏僻的地下室影棚，没有所谓的艺术感，只有刺眼的白炽灯、冰冷的机器和几个面无表情的男工作人员。剧本上的内容和经纪人之前承诺的“唯美”大相径庭，充满了粗暴、屈辱的设计。
当小百合本能地抗拒，试图退缩时，导演冷冷地看着她，经纪人则在一旁用不耐烦的语气说：“全剧组几十号人都在等你，设备租赁费一小时十几万，你现在不拍，违约金你赔得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