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冬，重庆观音岩，一名川东妇女把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转身走出院门时，手里只剩一张薄薄的收据。她叫谭正伦，是彭咏梧的前妻。此后，她要独自抚养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还有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家庭变故。彭咏梧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谭正伦留在乡间，既要操持家务，又要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搜查和盘问。夫妻之间聚少离多，很多时候，连一封平安信都难以送到。
1943年前后，川东斗争环境日益严峻。为了不暴露组织关系，彭咏梧不得不减少与家人的联系。谭正伦在老家纺线、做农活，省下一点是一点，只盼着替丈夫还清债务，也盼着有一天能等来他的消息。
几年没有音讯，她并非没有怨过。一个普通农妇，面对长久的孤独和生活压力，很难做到心中毫无波澜。可她明白，丈夫所走的路，已经不是一家人的私事。若因个人安危牵动组织，她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1947年，彭咏梧与江竹筠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彭云年幼，随着父母行动并不安全，两人便想到把孩子送到彭咏梧原来的家庭。江竹筠写信给谭正伦，说明情况，也说明自己与彭咏梧已经组成了新的家庭。
信送到时，谭正伦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一段复杂的关系。她是彭咏梧的前妻，却要照料现任妻子的儿子；她有自己的亲生骨肉，也知道革命者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敌人搜捕的目标。
有人替她不平，她只说：“孩子没有错。”
这句话很短，却决定了她往后的人生。她卖掉部分家产，处理完家中的牵挂，带着儿子彭炳忠前往重庆。到了山城，她第一次见到彭云。孩子年纪尚小，并不懂大人之间的曲折，只会依偎在她身边。谭正伦也没有把他当作外人，从那天起，两个孩子一同吃饭、一同睡觉，也一同叫她“娘”。
当时的重庆，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彭咏梧在1948年领导川东游击斗争时牺牲，江竹筠后来被捕，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英勇就义。消息传来之前，谭正伦并不知道两个大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只能凭借零碎传闻，守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生活很快逼出了更残酷的选择。两个孩子都留在身边，既难以维持生计，也可能一起暴露。谭正伦最终将亲生儿子彭炳忠送进孤儿院，把彭云留在身边抚养。手续办妥后，她没有多作解释，转身走得很快。对一个母亲来说，这种离开并不意味着舍弃，而是把疼痛藏起来，换取孩子活下去的机会。
她带着彭云在重庆生活，靠挑担、卖水果等零活维持家用。烈属身份可以带来一些照顾，但她并不愿意让孩子靠怜悯长大。有人说，收养的孩子终究不如亲生的亲，她听见后没有争辩，只对彭云说：“你和炳忠，都是我的儿子。”
这不是一句安慰话，而是她多年坚持的准则。彭云渐渐长大，也慢慢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已经牺牲，母亲江竹筠也没有回来，而眼前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为他承担了最实际的生活。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才逐步确认彭咏梧和江竹筠的牺牲事实。她没有把彭云送去别处，而是继续供他读书。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但只要孩子需要，她总能想办法。1965年，彭云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投身国防工业建设。对谭正伦来说，送孩子去外地求学，既是欣慰，也是又一次分别。
多年以后，彭炳忠与母亲重新取得联系，兄弟二人终于相认。谭正伦没有回避那段往事，也没有让他们沉浸在亏欠和埋怨里。她提醒两个孩子，父母留下的不是家产，而是一份责任，兄弟之间更不能因为童年的不同遭遇彼此疏远。
1976年，谭正伦病逝。她留下的东西并不多，几件旧物，几张证件，见证了一个普通妇女半生的操劳。她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留下多少豪言壮语，却在最艰难的时候，把两个孩子都护了下来。
彭云后来很少向外人细说童年，只记得谭正伦常讲，做人要先把该承担的事情做好。对她而言，抚养彭云并不是替别人尽义务，而是把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她送走亲生儿子的那一天，失去的是朝夕相伴；她留下彭云的那些年，守住的却是一个革命家庭未曾中断的血脉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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