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通评价钟伟：大局较糊涂！问题很棘手，使得所在部队容不下？

钟伟是新中国开国少将里非常突出的一位，胆子奇大，敢为人所不敢为之事。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靠山屯之战，他本来是奉命去打配合，结果中途发现敌情后未经请示就发动进攻，总部三次致电他都抗命，最后司令部反过来按照他的想法打，战后同志们都笑称“这个钟伟，竟把林总都给指挥了。”

还比如1959年庐山之后，批彭的形势已经板上钉钉，他却敢站出来为彭总说话，还对着台上的人大骂，被架出去时甚至吼道“你们把我也枪毙了吧。”

这些举动，都能看出钟伟的性格，较为冲动、不考虑后果。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做出过一件极为严重的事：私自离队，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当然，钟伟并非要叛变，只是对原先的领导不满，此事让跟他关系很好的罗通都忍不住评价道：大局较糊涂。

那么，钟伟当初为何做这种违反纪律的事？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这段往事主要发生在豫鄂边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中央派彭雪枫担任河南省军事部部长，前往竹沟发展武装力量，彭雪枫到任后改编了原在豫南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团与其他红色武装，组建了8团。

但8团很快调去皖中作战，彭雪枫就又继续发展部队，短时间内发展出三百多人，结果这时又接到命令挺进豫东，使得豫鄂边缺乏主持大局的人。

上级本想让王宏坤去负责，对方婉拒，随即就派了李先念前往。此后，为加强豫鄂边军政领导，中央从抗大抽调了不少干部，钟伟、刘少卿、罗通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抵达豫鄂边的。

最开始这支在大别山深入发展的部队名为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1939年底积攒了一定实力后改称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先念同志出任司令员、朱理治出任政委、刘少卿出任参谋长、任质斌出任政治部主任。

但队伍拉起来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豫鄂挺进纵队内外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对外，挺进纵队虽然在新四军建制下，与军部却相隔甚远，很多人搞不清他们到底代表着哪一方，甚至有兄弟部队以为他们是统战对象；

对内，上下的成分都是混搭的，部队有地方武装、有原红四方面军的、有原红一方面军的，互相不熟悉，作战风格差异大，配合起来较为困难。干部也是红四和红一都有，发生争执时经常出现“山头”因素，把一些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

像红一方面军出身的三团政委钟伟就不太服红四方面军的先念同志。一开始大家相处得虽然磕碰，但面子上还过得去，直到1940年的大、小悟山战斗后，钟伟跟上级的矛盾爆发了。

这个事情客观来讲，问题还是出在钟伟身上，彼时三团已与敌血战四天四夜，部队非常疲惫。挺进纵队也觉得目标难以实现，便给三团下达命令，要求在四方山坚守到晚上12点，掩护大部队撤退。

钟伟和团长肖久元心疼麾下，商量一番，认为敌人也没什么余力进攻，就在下午5点组织团主力撤了，留下一个班让营教导员任子衡守到黄昏。

黄昏一过，最后的这个班也撤了，结果敌人反常地发起突袭，直接打到了指挥部，使得先念同志遭遇包围差点遇险。战斗结束后，任子衡被逮捕，准备执行战场纪律，任感觉非常冤枉，就申诉说自己是奉命撤退的，并非渎职。

挺进纵队代政委任质斌（朱理治已回延安）感觉蹊跷，就派保卫部长李林中去查，一查就发现是钟伟的问题。

关于事件的来龙去脉，任质斌回忆录里写得非常详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质斌在中原八年》也有刊载：“第三团政治委员钟伟在进军大、小悟山时不听指挥，未请求报告，在敌人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致敌打到先念同志的指挥阵地跟前，使先念同志几乎遇险。

其次是钟伟还私下找人谈话，散布极不利于团结的话。他不仅找其他同志谈过，居然还找到我单独谈过，因为我也是红一方面军的。当时我就把在竹沟刘少奇同志对我谈的关于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了他，并严厉批评他不要到处瞎说。”

从任质斌的话里可以看出，钟伟犯了错还不服，四处散布负面言论，还企图借着“山头”进行对抗，思想出了很大问题。

出现这种情况，豫鄂挺进纵队不可能不处理，任质斌就在团以上干部会议狠狠批评了钟伟。没想到钟伟仍是不服，私下里联络人员，准备离开挺进纵队。

被第三团的人告发后，上级从钟伟的住处搜出前往苏北的路线图，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上升了一个台阶。任质斌认为“这多少带有分裂部队的性质，这是革命队伍中最忌讳的。”

此事让先念同志感到棘手，他担心自己来处理的话会“造成一方面军老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误会”，所以最终是任质斌、陈少敏、王翰等原一方面军的干部主持召开整风会议，结论是开除钟伟党籍一年，职务改为随营学校教员。

随后挺进纵队将事件汇报给中原局，但还没等中原局回复，钟伟先爆发了。

他找到麾下的三营营长，准备一起去苏北找领导申诉，结果还没成行又泄密，纵队随后向中央、中原局、新四军军部报告的电报越来越严厉，8月29日是建议“把他监禁起来”，8月31日就给了定性：“钟伟政治上已经发生动摇，日前他曾秘密鼓动三团三营长叛变，一起逃走”。

第一次未遂还是开除党籍一年，愿意给改正的机会。第二次未遂就成了“叛变”，这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新四军历史上也有类似事件，叶道志、陈康、徐长胜同样因为不适应，离队回去找八路军。结果叶道志和徐长胜都被以“叛变”处理，只有陈康侥幸回到八路军。

在叶道志被抓回去时，陶勇曾苦苦求情，新四军军长叶挺回道：“带枪开小差，在哪都是要枪毙的，这是铁的军纪。”

叶道志红军时期可是担任过主力师师长的，级别比钟伟更高，他都被这样处理，如果钟伟的定性被坐实，肯定也逃不过。所以跟钟伟关系不错的四团政委罗通才叹道：大局较为糊涂。

庆幸的是，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少奇同志觉得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能挽救的还是尽量挽救，所以致电豫鄂纵队，要求把人带到中原局处理。

钟伟不想被当成罪犯，决定去苏北找老首长黄克诚，等立了功再跟上一级解释。于是在1940年11月的一个深夜，他带着老婆、保管团部文件的老战士汪永富、三团马夫以及团警卫班8个战士出走。经一路辗转，1941年2月初抵达盐城新四军军部。

这时叶挺已被国民党扣押，陈毅代为行使军长职权，钟伟一见到陈老总，当即就哭了出来。陈老总跟他开玩笑：“你这个逃兵怎么逃到我这来了”。

好在军部这边的各级领导都认为钟伟的问题不至于上升到叛徒的地步，老首长黄克诚也多有说情，最终钟伟就被任命为抗大五分校代校长。让一个热爱带兵打仗的人去搞教育，也是一种磨炼。

等后来抗日形势严峻，已经有所改正的钟伟就又被安排到一线，很快大放异彩。

在解放战争时期，钟伟也是屡立奇功，即便违抗101命令，还是因为能打胜仗而获得表扬，他还是整个东野唯一一个由师长直升纵队司令的，可见他的能力。

如果在豫鄂纵队，钟伟受到严肃处理，那我军会少一位能打的名将。只是话说回来，当初这种脾气的干部太多的话，队伍也确实不好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