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与不命名之间，是不可占有的野性

博伊德与被麻醉的公狼塞奇，摄于她捕获后者并为其更换无线电项圈时

将一部关于北美灰狼的田野纪实，与一部讲述英国乡间野兔的私人手记放在一起阅读，理由不仅在于它们同属自然非虚构，更在于它们各自选取的尺度恰好构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端：一端是横跨40余年、覆盖一个物种恢复历程的叙事，另一端是聚焦于一座院墙之内、以日和周为单位的个体生命观察。

博伊德是美国野生动物生物学家，自1979年起在蒙大拿州追踪灰狼种群的自然恢复，《与狼同行的女人》一书即源于这段田野生涯。道尔顿曾是国际政治顾问，疫情期间在英国乡间偶然救起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野兔，《野兔知道回家的路》记录了她与这只野兔共居数年的经历。

虽然尺度有所差异，但两位作者面对的是同一件事——动物并不因人的记录或照料而归人所有，它们始终保有人的理解所无法穷尽的部分。而两本书各自如何守住这条底线，恰恰是它们的张力所在。

靠近的分寸

两部书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主题，而在于各自与动物相处的方式——如何靠近野生动物，又如何在靠近之后维持恰当的距离。

博伊德与狼的关系，始终经由一套系统化的技术手段来维系。她通过无线电遥测天线接收项圈的“哗哗声”，据此判断狼的方位、移动状态乃至生死；她在雪地上反向追踪狼的足迹，从脚印的深浅、间距与伴随的尿迹中“阅读”狼群的社会关系；她搭乘塞斯纳飞机从高空俯瞰，辨认狼的数量与行为。这些手段使研究者能够持续地跟随狼的生活，却始终保持着物理上的间隔。

但这种间隔不是惯例，而是来自具体的教训。博伊德在追踪母狼基希内纳猎杀驼鹿的现场时，发现自己的直接出现吓走了正在进食的狼，使其损失了数千卡路里的珍贵食物。她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让狼吃不上饭的人。此后她将“反向追踪”确立为田野原则——永远沿着狼来时的方向行进，而非迎面追去。研究者可以跟随，但永远走在动物身后。整套方法的起点不是“如何更有效地观察狼”，而是“如何减少自己对狼的干扰”。

《野兔知道回家的路》，［英］克洛伊·道尔顿 著，张 蕾 译，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

道尔顿则没有任何技术工具。她与野兔的关系建立在共享的生活空间之上——同一间客厅、同一段楼梯、同一片花园。她的观察依赖最朴素的感官：手掌中幼兔的体温与重量，窗帘后面微微探出的爪尖，地毯上“浅得几乎看不见的凹痕”，小兔发出的“宛如一个人用最轻柔的气息在口琴上吹奏出最微弱的音符”的叫声。这是一种贴近的、感官的、室内的关系。但她对这种贴近始终怀有戒心，因为她很早就意识到，人的介入本身就可能改变野兔原本的处境。她抱起那只迷路的小野兔时清楚自己的气味可能让母兔不再认它。养育期间她极度克制，“不能仅仅因为它幼小且无力反抗，就违背它的天性，抱在怀里把玩”。当她因出差远行、只能通过室内摄像头远程观看母兔夜间哺乳的画面时，她对此感到不安——隔着屏幕的距离不是她习惯的距离。

博伊德的距离让她看见种群、时间和死亡率的分布，但每一匹具体的狼的内心始终在数据之外；道尔顿的近距离让她看见某只野兔极细微的痕迹与动作，但她能做的也止于这个距离——种下树篱，在一座院墙之内为一只野兔腾出余地。而两人最终确认了同一件事：关键不是如何观察动物，而是如何不惊动它们。

命名与不命名

两本书在一件具体的事上做了相反的选择：要不要给笔下的动物取名。

博伊德的笔下出现了一长串名字：基希内纳、菲利斯、塞奇，以及那个由基希内纳与一匹黑色公狼及其后代组成的“神奇狼群”。每匹被她戴上无线电项圈的狼都有名字。命名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又不止于工作。母狼菲利斯被射杀的消息能登上《纽约时报》和英国《论坛报》，正因为她有名字；博伊德先后访谈了射杀菲利斯的猎人和此前三年间在林业营地为这匹年迈母狼留食物、铺毯子的原住民咨询员，将两种立场并置呈现而不加裁断：“两个故事，来自两个不同的人——一个讲述了一匹特殊的狼，一个讲述了一张美丽的皮毛——两个故事对我来说很难调和”，这种并置只有在菲利斯有名字、有完整生命史的前提下才成立。她长期的田野研究得出了“研究区域内85%的灰狼死亡由人类造成”这一结论，清楚地指向了狼面临的最大威胁——而这条结论的成立，也依赖于每一匹被命名、被记录的个体狼。命名，是博伊德把狼推入公共讨论的方式。

《与狼同行的女人》，［美］黛安·K.博伊德 著，周奎霓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出版

道尔顿走的是相反的路线。她明确表态：“为野兔取名无异于宣告它是一只宠物，从而剥夺了一些本该属于它的东西。”那只与她共居数年的母兔，全书都只是“她”——偶尔唤一声“小家伙”，在她看来不过是“小野兔”的另一种说法，算不上名字。三窝幼崽都没有名字；最小的那只小兔死后被埋在花园角落的玫瑰花丛下时，墓前也没有名字。书中另一处说得更为直白——一位兽医在药盒标签上写明“患者：野兔”，并把道尔顿列为“主人”，但在道尔顿看来，“小兔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自己”。

两种相反的选择服务于同一件事——把动物交出去。博伊德通过命名把狼推入公共视野——一匹有名字的狼不再只是研究者的对象，而是公众可以讨论、悼念、为之辩护的个体；道尔顿则拒绝通过命名把野兔写成一个归属于人的个体：它属于自己，而不属于照料它、与它共处的人。博伊德的命名让狼变成了角色——读者记住菲利斯，未必记住北汊河整个种群的处境；道尔顿的不命名并不是让野兔退出讨论，而是拒绝用“有名字的个体”来组织这种讨论。她保留了野兔的不可占有，同时又在书中不断追问禁猎期的缺失。但两种做法的底线是一致的——动物不属于她们。

纪律的尽头

博伊德维持了40年的田野纪律——反向追踪、命名、建立档案——并没有换来她最初想要的结果。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相继通过激进的猎狼法，每年数百匹狼被合法猎杀，赏金制度复活，套索与雪地摩托被投入猎杀。她以“黑暗时代重临”为标题记录了这场溃败。2018年鳟鱼溪那场公开会议，250名反狼人士对她和同事报以嘘声与谩骂，她意识到田野数据无法撼动的，是比生态学更深的人心——“人们对狼的恐惧和仇恨鲜活而顽固地存在着，拒绝被逻辑和准确的科学结论击垮。”但她没有放弃纪律本身。她的转变不在于找到了更有效的手段，而在于她成了一个明知数据无法撼动恐惧却仍然继续积累数据的人。当她在末尾写下“没有狼，我们照样可以生存，但若有狼，我们会拥有一个更丰盈、更多彩的世界”时，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修辞，而在于它出自一个经历了40多年拉锯与挫败仍未改弦更张的人之口。

道尔顿走的是另一条路径。她没有面对一场公共层面的溃败——她的纪律是私人的，代价也是私人的。她试图为野兔的声音寻找解释，但能找到的资料更多指向受伤时的“哀鸣”，而不是她日常听到的轻柔声音；母兔的一窝幼崽里最小的那只死去，她始终无法确定死因。但她的转变不在于接受了这些无解，而在于数年的克制——不取名、不驯化、让院门始终虚掩——给了她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能力：在不理解的前提下继续保持注意。她在末尾写道，“被这场偶遇所改变的不是野兔，而是我。我没有将野兔驯服，是她使我找到平静。”对于一个曾经“对突发事件和肾上腺素上瘾”的人来说，平静本身就是纪律最意想不到的收获。

菲利斯最后一次出现在博伊德小木屋前的草地上时，博伊德只能猜测，“她可能只是顺道过来告诉我一声，她仍然逍遥自在”。这如实呈现的猜测，让科学在这里停下了，但人还站在那里。两位作者被改变的方式很不相同，一个在公共领域的挫败中继续工作，一个在私人领域的未知中继续陪伴，而改变的逻辑是同一个：纪律没有带来她们想要的结果，但她们选择留在纪律之内。

两本书在尺度、方法和语言上各不相同。但无论你跟踪一个物种40年，还是看一只野兔穿过你的院子；无论你为它建立完整的生命档案，还是为它拒绝任何一个名字；无论你把它的死亡推入公共讨论，还是把它埋在玫瑰花丛下——工作都始于同一个动作：承认这个生命不是你的。

博伊德拿着持针杆接近一只六个月大的狼崽，准备给它注射麻醉剂

这两本书并不是在教读者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那需要各自的田野和各自的际遇。它们做的是一件更基本的事：让读者看见，动物在人类注意到它之前就已经在那里，在人类的书写结束之后也将继续在那里。

承认这一点，先于一切保护、一切记录、一切命名。两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们各自写出了什么，而在于它们各自停在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