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郑成思老师

作者 | 程永顺

6月8日一早，北京大学张平老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留言：“我们准备编一本纪念郑成思老师逝世20周年的纪念文集。参与写作纪念文集的老师，都是和他生前有一些密切关联的人。主要是写一些回忆性、纪念性、学术性的文章，跟郑老师有关联性就可以。文章的文体不限，有郑老师的照片、图片、手笔更好。时间上，希望在6月底交稿。”

看到留言后，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20年前，脑海中不断闪现出许多郑老师生前与我交往、共事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一件件往事，如在昨日，历历在目。

在学术研究上，郑成思老师治学严谨，同时对晚辈和实务界同行充满提携与鼓励。

1. 与郑老师相识

我是1985年开始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经济庭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在审理案件中，遇到问题总是要找专家学者咨询，逐渐开始与郑老师等专家学者认识、接触。

我与郑老师交往中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1988年11月13日，中国工业产权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暨第二次理事会”在四川召开，这次会议征集到150多篇论文，郑老师的《工业版权与边缘保护法》和我的《专利权归属纠纷案件及管辖》等15篇论文在学术年会上获奖。获奖作者在会上做了发言。1990年底，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我还被增选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郑老师是常务理事，并共同成为1991年创刊的《知识产权》杂志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我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会议，交往更多了。1992年11月5日，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在广东省江门市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我提供的《关于先用权的几个问题》和郑老师等七人的论文，同时获得了研究会1992年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2. 郑老师的赠书

我家里的书架，在密密麻麻的知识产权书籍中，郑老师的专著是最多的，仅他生前出版的就有24本，且有好几本是他亲自赠送给我的。每一次送书，他都会在书的扉页上用工整的字迹写下“请程永顺同志指正”，并签上名字。作为一代学术泰斗，他身上的这种谦虚、认真的精神，每次都让我深受感动。我在工作中遇到疑难的知识产权问题，习惯动作就是先翻一翻各位专家的著作，而郑老师的书永远是我参考频率最高的工具书之一。在郑老师生前，当遇到拿不准的法律问题，我也常常直接向他当面请教或通电话打扰，每一次都能得到他的热情解答。

郑成思老师部分著作与签赠本

3. 有幸与郑老师合作出书

我很荣幸能在郑老师的鼓励和提携下，先后参与了几本由他主编或合著著作的撰写工作：

第一本是1994年初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知识产权案例评析》。该书是为了配合高校法学教材《知识产权法教程》而编写的辅助教材。郑老师是主编，并亲自编写了版权部分，董宝霖老师负责商标部分，而我有幸承担了专利部分的编写，涉外案例则由北京大学的陈美章、孙延峰老师执笔。当时，出版的专门知识产权案例书并不多，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

第二本是1995年郑老师主持编写、测绘出版社出版的《知识产权经营管理培训教程》系列丛书。全套共四本，其中《知识产权概论》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由郑老师亲自操刀写作，而我则承蒙郑老师厚爱，参与了第三本《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编写工作。

第三本是郑老师主编的、体量宏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实务全书》，由言实出版社出版。1995年底，我接到郑老师的电话，他说准备编纂一本全面梳理和总结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10年来立法、实施、执法、司法工作的实务全书，邀请我加入。在这部总计310万字的巨著中，我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承担了“知识产权保护实务”部分中关于专利行政诉讼、专利侵权诉讼和专利权属诉讼的几十万字撰写工作，成果得到了郑老师的充分肯定。

此外，郑老师还多次向我约稿，鼓励我将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与思考诉诸笔端，发表在他1996年创办并主编的《知识产权研究》系列书刊中。在他的催化和鼓励下，我得以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与知识产权司法实务相关的文章。

4. 郑老师鼓励我多讲课

郑老师始终认为，搞知识产权不能闭门造车，法官和学者都要多与外界交流。在推介实务法官走向讲台方面，他不遗余力。

有一次，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某大学法律系邀请他去作知识产权讲座，但因为时间冲突无法前往，希望我能替他去给同学们讲一讲。我当时连声推辞。因为我本科并不是学法律出身，虽然因工作关系对知识产权实务较为熟悉，也有信心给企业或律师做培训，但要替代郑老师去大学法学专业给科班出身的学生讲课，心里实在发怵。

郑老师在电话那头耐心地鼓励我，说邀请他的系主任是他老同学，他已经向对方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对方非常欢迎我去讲一讲一线的“知识产权保护实务”。他还宽慰我： “如果有同学提出的理论问题你回答不了也没关系，这正好为你指明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最终，我硬着头皮完成了这场讲座，得到了师生的肯定。在此之后，每当有单位邀请郑老师作讲座而他精力有限时，他常会把我推荐给主办方。他常谦虚地夸赞我： “我对版权更熟一些，但要讲专利保护，还是永顺更熟。”

此后，郑老师还曾几次创造机会，带我一起到外地作讲座。2001年初夏，国家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提升全省法官的知产审判水平，召开了西部大开发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并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邀请了郑成思老师、最高人民法院杨金琪法官和我三人，共同为全省知产法官做连续讲座。这次讲座的内容后来被四川高院汇编成了一本名为《郑成思教授谈知识产权法》的内部资料，完整记录了我们三人的发言。还有一次，深圳市专利管理局与版权局合并办公，举行揭牌仪式及知识产权报告会，邀请郑老师和我分别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题报告，这同样得益于郑老师的推荐。我常常想，自己在北京高院工作期间，对知识产权认识的每一步加深、业务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离不开郑老师在背后的默默支持、鼓励与提携。

《郑成思教授谈知识产权法》演讲录

5. 在国外给我当翻译

1997年7月中下旬，根据国家科委与美国杜克大学的合作协议，中美双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知识产权执法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知识产权执法机制和执法成本——政府与企业协同促进”，主要探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实施中面临的新问题。参会人员包括中美两国的学术界、法律界大咖，以及美欧40多个跨国公司的代表，近百人齐聚一堂。

中国代表团由国家科委段瑞春司长挂帅，成员来自宣传部、商标局、版权局、专利局、海关总署、药监局及最高法院，我作为最高法院的代表参会，而郑老师则以专家学者的身份随团指导。开幕式前，国家科委通过中国驻欧盟大使馆聘请了一位据说精通七国语言的当地高级翻译负责同传。然而在开幕式上，段瑞春团长敏锐地发现，这位翻译虽然精通多国外语，唯独对中文的知识产权专业术语掌握不到位，翻出来的中文字句晦涩难懂，会议中途只能将其辞退。

代表团内有多位外语极好的官员和专家可以直接用英文交流，但我完全不懂英文。郑老师看出了我的窘迫，主动提出： “永顺，我来给你做现场翻译！” 我紧张的心情马上放松了。我作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专题发言，郑老师为我逐段逐句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个别涉及司法审判、专利行政诉讼方面的细节词语，郑老师还严谨地向坐在台下的中国专利局条法司尹新天司长核实。那一刻，看着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在发言台边上甘当我的翻译，我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非常感动。

研讨会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前往荷兰、卢森堡等地考察游览。当时郑老师带了一台手动挡的135相机，而我带的是一台日本理光自动相机。为了在沿途节省时间，我们一路上互相帮对方拍照。回国后，当我把冲洗好的照片高高兴兴地送给郑老师时，郑老师却一脸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原来，他的手动相机因为胶卷没挂好，一整卷全拉空了，导致他一路上帮我拍的照片和我们的多张合影没留下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每次见到我，都会为此事表达歉意，其待人的诚恳与真挚可见一斑。

1997年布鲁塞尔知识产权执法研讨会留影

6. 为我的专著作序

郑老师曾为我的两本专著作序。

1998年3月，我和罗李华共同花了两年时间撰写的《专利侵权判定——中美法条与判例比较研究》一书终于完稿，我请郑老师作序，郑老师欣然应允，他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没过几天，他就亲自打电话告诉我序言写好了。他在序言中写道：

“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完成之后，国内外的关注重点已转移到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尤其是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司法实践”。“本书非常出色地对一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中的著名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并且与美国的有关案例、与案例有关的法律进行了比较研究。书中并没有拘泥于作者自己所认可的理论或法理解释，而是广泛介绍了现有的不同解释，并明白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它给读者们展示出的内容是清晰的、深刻的，当然也是全新的。我很高兴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就成为它的第一批读者。”

郑成思老师为《专利侵权判定》所作序言手迹

在这本书出版前夕，当我准备与出版社签订格式合同时，郑老师当面严肃认真地提醒我： “永顺，你跟出版社签合同时一定要注意。他们格式合同里有一条很不讲理——你把书稿交给他，就等于把所有语种、所有地区的出版权全卖断了。你总结的是中国司法审判的宝贵案例，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化属性，这本书在大陆出简体版后，很可能还要用繁体字在港澳台甚至境外出版。你在合同里一定要把简体中文以外的版权保留在自己手里。”

我听从了郑老师的建议，在签约时和编辑提出修改合同条款，出版社同意修改了该条款。让人惊叹的是，郑老师的预言在几年后变成了现实——这本书果然于2006年在日本被翻译并正式出版。不仅如此，正因为郑老师提前读过该书稿，在2000年12月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时，他和北京大学郑胜利老师作为专家联名写了推荐信，帮助该书最终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也使我获得了重要的学术荣誉。

第二本书是2005年3月，我的《中国专利诉讼》出版，这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部专著。我一直认为，郑老师是中国知识产权权威学者之一，多年来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点，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对我及我的同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想再次请他为我的专著作序，他欣然同意。他在序言中写道：

“许多知识产权界内人士一提起‘专利诉讼’，就会联系到具体的实用技术领域，联系到技术专家、技术鉴定。殊不知，专利诉讼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往往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实用技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一个优秀的专利代理人必备条件是理工科背景，而一位优秀的审判专利案件的法官，则不一定必须具备理工科背景，他的法学学历可能是重要的，他的专利审判经历更重要。有审判经历而又肯于并善于学习、研究、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其认识才能不断升华。从程永顺法官十多年前问世的《专利诉讼》发展到今天它献给读者的《中国专利诉讼》，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升华过程。……知识产权法官必须向‘学者型法官’迈进，才能适应需要。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中国专利诉讼》正是学者型法官将基本理论游刃于法学专著中的典型之一。”

郑老师在序中对我的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饱含期许的文字，成为我此后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的永恒动力。

7. 送我一条法国领带

学术之外，郑老师在日常生活中极其朴素、随和。

1991年2月，中国第一次国防专利工作会议在香山宾馆召开，我和郑老师被会务组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那时候开会住宿条件有限，都是两人一间。白天开完会，晚上其他代表大多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去公园散步放松，但在这些娱乐场合很少能看到郑老师的身影。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写东西。郑老师曾私下对我说，他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身体不太好，晚上睡觉极轻，特别害怕和睡觉打呼噜的人分在一个房间。那次香山会议后，他觉得我们俩作息合拍，且都不打呼噜，住在一起很舒服。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俩有几次开会合住在一个房间的经历，记得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专利工作会议就有两次，他常常会主动跟会务组提出要求： “把我和程永顺安排在一个房间。”

有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茶歇休息期间，郑老师拉我到一旁，送给我一条包装十分讲究的法国领带。他对我说，这是他之前出国访问时法国朋友送给他的丝绸领带，因为他个人日常穿衣着装从不讲究，戴这种名贵的丝绸领带不搭配，也不好打理，索性转送给我。他说： “永顺，你作为法官，经常要出席正式的外事活动，领带你最用得上。” 30多年过去了， 这条领带，我一直珍藏着，只有在重要场合才戴上它。

8. 退休后的一次晚餐

2005年3月5日，我正式从法院申请退休，那天距离我49周岁的生日还差几天。

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知识产权圈内的小型聚餐，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专利局、国家版权局、商标局的一些老领导也在场，其中几位领导（包括郑老师）马上就要去出席全国两会。在饭桌上，大家推杯换盏，畅谈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宏伟前景。

席间，有一位领导突然不解地问我：“永顺，你在法院干得好好的，业务也是骨干，怎么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选择提前退休了？”面对这个敏感而有些尴尬的问题，我一时语塞，正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坐在一旁的郑老师察觉到了我的局促，主动接过了话头，替我解围道： “永顺现在正处于事业的最高峰。他在这个时候选择退休，离开法院，他的心情和处境，我完全能够理解。” 郑老师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巧妙地帮我把这个话题绕了过去。

聚会结束时，郑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还年轻，退休不等于退场，未来的天地反而更宽广。把你这二十多年在法院积累的丰富审判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可以做更多制度宣传。在知识产权服务、立法研究、培养学生这些领域，你同样可以为社会做很多事情。” 正是顺着郑老师的点拨和鼓励，我暗下决心，要在退休后的日子里，继续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燃烧余热，做出更多有益的贡献。

9. 永不磨灭的知产先贤魂

历史的巨轮无情前行，但我未曾料到，离别来得如此之快。2006年9月10日，那年的教师节，突然传来了噩耗——郑成思老师在与疾病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后，不幸离开了我们，年仅62岁。

弹指一挥间，郑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如今，每当临近教师节，当我收到学生们发来的节日祝福时，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马上想起远在天国的郑老师。在对郑老师的无尽思念中，我也常常联想起在郑老师逝世前后，相继离开我们的那一大批中国知识产权界的泰斗、先驱与知交：汤宗舜、柳谷书、金纪民、郭寿康、刘激扬、杨金琪、欧万雄、董宝霖、尹新天、赵嘉祥、刘春田、沈尧曾、沈仁干等老师，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杰出开拓者、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

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创立者、思想引领者、理论奠基者与实践探索者。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永载史册的巨大贡献，更是在我年轻时从事的司法审判工作中，以及退休后的学术研究道路上，给予过我无限支持、毫无保留奉献过大爱的恩师与益友。他们每一位的人格魅力，都让我此生难以忘怀。

斯人已逝，幽香长存。我相信，在中国，只要是真正热爱、并愿意为知识产权事业奉献终身的人，就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更不会忘记他们对这片土地所做出的不朽历史贡献！他们的为事待人、学术观点、文章著作、言谈举止，都将化作暗夜里的明灯，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谨以此文纪念郑成思老师离开我们20周年。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图片来源 | 作者提供 编辑 | 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