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林彪最为青睐的开国上将，1955年授衔时，林彪主动为他争大将军衔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授衔典礼。台下将领们穿着整齐军装，等待属于自己的军衔。那一刻，勋章、肩章不只是荣誉，也代表着军队对一名将领革命资历、职务贡献和实际作用的综合评价。

然而，名单公布后，军中并非人人心平气和。有人主动要求降低军衔，有人却认为自己被评低了。军衔评定，表面看是名次，背后却牵涉土地革命时期的资历、抗战时期的职务、解放战争中的战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安排，稍有偏差，就容易引发议论。

1950年前后，我军已经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相关工作一度放缓。到战争局势相对稳定，授衔工作重新推进。中央反复强调，不能只看某一场战役，更不能简单按照当时职位排队，而要把历史贡献和现实职责放在一起衡量。

这套标准，注定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罗荣桓、叶剑英、许光达、徐立清等人，曾从全局出发，主动提出降低评定等级。许光达甚至专门写信说明自己的意见。这些举动，体现的不是对荣誉的轻视，而是老一辈将领对军队制度化建设的谨慎态度。

另一边，也确实有同志对评定结果感到不平。许世友、王必成、钟伟等人，都曾流露出不同程度的疑问。尤其是钟伟，长期在东北战场担任重要指挥职务，作战果断，战场表现突出，对自己被评为少将一事难以接受。

据有关回忆，钟伟曾说过气话，表示如果真授少将，就把军衔挂到狗尾巴上。话传到林彪那里，林彪很不高兴，立即把他找来批评：“军衔是组织决定的，不能拿这种话赌气。”钟伟挨了一顿训，情绪才逐渐平复。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斥责并没有改变林彪对他的器重，钟伟仍是四野系统中极受重视的将领。

林彪欣赏的人很多，但真正被他视为军事助手的，刘亚楼无疑排在最前面。两人的交集，并不是从东北战场才开始。红军时期，刘亚楼就长期在林彪麾下工作，熟悉他的指挥习惯，也了解他在复杂局面下的判断方式。

在部队行军和集合时，刘亚楼常站在林彪身边，负责传达命令、组织行动。那时的刘亚楼年轻、精干，执行力很强。林彪看中的，正是这种能把战略意图迅速变成部队行动的能力。

抗日战争后期，刘亚楼曾赴苏联学习。1945年，他回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林彪对这位老部下十分看重，据回忆材料，林彪见到他时曾称赞：“你一个参谋长，顶我三个。”这句话未必是正式评价，却形象说明了刘亚楼在林彪心中的分量。

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负责战场总体决策，罗荣桓统筹政治工作，刘亚楼则承担大量作战组织和命令落实。辽沈战役等重大行动，既需要最高层作出判断，也需要参谋系统把复杂部署拆解成具体任务。刘亚楼长于此道，工作细密，反应迅速，能够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中保持清醒。

有意思的是，刘亚楼并不是那种最常出现在宣传报道中的将领。他很少以个人名义成为战役象征，却长期处在指挥中枢。对一支大军来说，前线冲锋固然重要，参谋、通信、调度和后勤同样决定战役能否顺利运转。刘亚楼的价值，恰恰藏在这些不容易被普通人看见的环节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新中国空军几乎从零起步，既缺少完整的指挥体系，也缺少足够的航空人才和训练条件。刘亚楼面对的，不是单纯带兵打仗，而是要在极短时间内搭起一整套现代空军的骨架。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极大压力下投入作战。刘亚楼负责组织空军建设、训练和作战保障，推动飞行员培养、机场建设、地面指挥以及航空技术力量的发展。空军初创阶段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边作战、边学习、边完善中完成的。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1955年评衔时，刘亚楼被列入上将名单，军内便出现了比较声音。肖劲光担任海军司令员，被授予大将；许光达担任装甲兵司令员，也被授予大将。相比之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何只是上将，确实容易让人产生疑惑。

林彪对此并非没有意见。据相关材料记载，授衔前后，林彪曾向毛泽东反映，希望对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多加考虑。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番话实际上包含了为刘亚楼争取大将军衔的意思。林彪没有直接把个人关系摆到台面上，而是从革命资历和历史贡献角度提出意见。

不过，军衔评定最终必须服从整体方案。大将名额有限，评定还要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代表性，不能只按某位领导的亲疏来决定。刘亚楼最终获得上将军衔，林彪的意见并未改变结果。

刘亚楼本人也没有因此长期纠缠。授衔之后，他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空军建设上，参与推动飞行训练、院校教育和指挥体系完善。对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将领而言，肩章已经确定，新的任务却远未结束。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他的一生经历了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空军创建几个关键阶段。军衔名单上，他是上将；在东北战场，他是林彪倚重的参谋长；在新中国空军发展史上，他又承担了创建者和组织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