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庄：曾掌管全国药品注册，称“能把我查出来中国就没有清官”

2007年7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里，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站在被告席上。他叫曹文庄，曾经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一个手握全国药品生杀大权的正局级官员。

法槌落下，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曹文庄的表情很复杂。也许他想起了自己那篇博士论文——《论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一个专门研究受贿罪的法学博士，最终以受贿罪的罪名站在了被告席上。

在官场，秘书是一个特殊的角色。离权力核心近，升迁快，资源多。曹文庄跟在郑筱萸身边多年，从办公室主任到人事司司长，一路顺风顺水。2002年，他坐上了药品注册司司长的位置——这是整个药监局最有实权的部门之一。

曹文庄对外宣称自己出版过好几本学术专著，是个"学者型官员"。他还真的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目叫《论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

曹文庄

更讽刺的是，这篇专门研究受贿罪的论文，曹文庄写得头头是道，从犯罪构成到主客观要件，分析得一套一套的。他甚至还在论文里探讨了如何认定受贿、如何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不知道他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亲身经历来"验证"这些理论。

曹文庄还特别擅长伪装自己的形象。在同事们眼里，曹司长是个"清官"。他每天挤地铁上下班，有时候还骑公共自行车；中午就在单位食堂吃饭，一顿饭几块钱；穿着也很朴素，背个双肩包，看上去跟普通上班族没什么两样。

有人回忆说，曹文庄还喜欢打网球，运动装一穿，看起来就是个热爱生活、积极健康的干部形象。他甚至放出过一句狠话："要是能把我查出来，中国就没有清官了。"

这话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很多落马的贪官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清廉，而是觉得自己藏得够深，别人查不出来。曹文庄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他连博士学历都能造，连自己的论文都研究的是受贿罪怎么认定，他觉得自己比谁都懂怎么规避风险。

但他忘了一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事关根本民生福祉

要理解曹文庄为什么能贪那么多钱，得先说说药品注册司是干什么的。

在中国，一个药品要上市销售，必须先拿到"国药准字"批文。没有这个批文，再好的药也不能卖。而药品注册司，就是负责审批这些批文的核心部门。

这个权力有多大？这么说吧，一个药品批文，背后可能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早一天拿到批文，就能早一天占领市场，早一天赚钱。晚一天，可能就被竞争对手抢了先。

正常情况下，药品审批有一套严格的流程，要做临床试验，要提交各种资料，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但如果有人能帮你"加快进度"，甚至"降低标准"，那价值就太大了。

曹文庄就是那个能"加快进度"的人。

药品注册流程

2000年前后，中国医药行业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时国家正在推行"地标升国标"——就是把原来各地方审批的药品标准，统一上升为国家标准。这本是一件规范市场的好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某些人敛财的工具。

为什么？因为原来地方审批的药品数量巨大，质量参差不齐。要全部重新审核，工作量极大。如果严格按照标准来，很多药都过不了关。这时候，谁能帮企业"过关"，谁就能拿到好处。

郑筱萸当局长的时候，擅自降低了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曹文庄作为药品注册司司长，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两人一个拍板，一个执行，配合得"天衣无缝"。

曹文庄的受贿方式，跟他的为人一样——隐蔽、谨慎。

检方后来查实，曹文庄主要通过两个中间人收钱。一个是吉林某制药公司的老板魏威，另一个是广州白云山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刘玉辉。这两个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方，都是医药圈里的"老江湖"。

眼里全是算计

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某家药企想加快某个药品的审批，或者想让一个本来不合格的药品"带病过关"，就找到魏威或刘玉辉，递上一笔钱。这两个人再想办法把钱送到曹文庄手上——可能是现金，可能是美元，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洗白。

从2003年到2005年，短短两年时间里，曹文庄先后多次收受魏威给予的9万美元和110万人民币，又收受刘玉辉给予的40万人民币和2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240多万元。

240多万，放在今天可能不算特别多，但在2000年代初，这绝对是一笔巨款。而且这还只是查实的数字，实际金额可能更高。有报道称，曹文庄涉嫌的受贿金额加上来源不明的财产，总计将近600万元。

除了直接收钱，曹文庄还搞了不少"曲线受贿"的花样。比如通过亲友代持房产、通过第三方公司走账等等。他毕竟是"研究过"受贿罪的人，知道哪些证据容易被查到，哪些方式相对安全。

但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曹文庄和老领导郑晓萸

曹文庄的落马，跟郑筱萸案是绑在一起的。

2005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查，药监局系统的反腐大幕由此拉开。郝和平案就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面，涟漪一圈圈扩散，很快就波及到了曹文庄。

2006年1月，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郊区宽沟召开。曹文庄作为药品注册司司长，当然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西城区检察院的人以"谈话"的名义找到了他。

一开始，曹文庄还很镇定。他觉得自己藏得够深，证据都处理干净了。面对调查人员，他还摆出一副"学者官员"的姿态，说什么"有些人想借我立功抢位子"，言下之意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陷入沉思

银行流水、房产证、会所消费记录……一项项证据摆到他面前。更关键的是，魏威和刘玉辉这两个中间人都交代了，多份证词相互印证，曹文庄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调查还发现，曹文庄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在调查初期，他就转移了办公室里的赃物，处理了部分赃款。他甚至把家"搬"进了看守所——不是说他真的住进去了，而是说他提前做好了各种准备，打算跟办案人员"打持久战"。

可惜，他那篇博士论文里研究的那些"受贿罪构成要件"，在扎实的证据面前，一点用都没有。

2007年5月17日，就在郑筱萸案开庭审理的当天，曹文庄案也被公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罪名是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

一个月后，6月21日，案件正式开庭。法庭上，曹文庄对两项罪名都不承认，极力为自己辩解。但证据确凿，容不得他抵赖。

悔之晚矣

7月6日，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了：曹文庄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书里用了"社会危害严重"这样的措辞。为什么？因为曹文庄的贪腐，不只是收钱那么简单。他在药品审批上玩忽职守，让一些不合格的药品流入市场，直接威胁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用药安全。

后来的齐二药事件、欣弗事件，都跟当时药品审批把关不严有直接关系。那些因为用了假药而受害的患者，他们的痛苦，曹文庄也有一份责任。

曹文庄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8月24日，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年后，也就是2011年，曹文庄的刑期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又过了几年，他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多次获得减刑。有报道说，他前前后后减了四次刑，还上缴了115万赃款。

无题

一个曾经放言"能把我查出来就没有清官"的人，最终还是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