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句话听起来很意外。孙殿英一生反复无常，先后依附多方势力，给自己留下“东陵大盗”和“汉奸”等标签。可刘伯承并没有只看一个人的污点，而是把他的功过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衡量。
孙殿英早年出身贫寒，曾混迹绿林，后来加入庙道会。1925年前后，他在河南投身军队。别看他年纪偏大，作战时却颇有胆识，凭借熟悉江湖规矩、敢打敢冲，很快从普通军官升到师长、军长。
但他的军旅生涯有一个鲜明特点：依附对象不断变化。谁能给他地盘、军饷和兵权，他便投向谁。这样的生存方式，使他在军阀混战中屡次保存实力，却也让“没有立场”成了伴随终身的评价。
1928年，孙殿英驻兵河北蓟县。当时军阀部队经常欠饷，士兵缺衣少粮，军官也在为维持队伍发愁。清东陵距离他的驻地不远，陵墓中珍宝众多的传闻，最终让他动了歪心思。
他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陵区，又驱赶附近守陵人员，随后调集工兵挖掘地宫。慈禧的定东陵和乾隆的裕陵先后遭到破坏，许多珍贵随葬品被装车运走，慈禧、乾隆及陪葬人员的遗骸也被抛在地宫之中。
这场盗掘震动全国。溥仪向南京政府提出严惩要求，舆论也纷纷谴责。然而，孙殿英通过送礼、疏通关系，竟没有受到应有惩处，反而继续在军政系统中活动。东陵盗宝由此成了民国政治腐败的一面镜子。
有意思的是，这个声名狼藉的人，并非在所有时期都站在抗日的对立面。1932年，他任东北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期间，曾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宣侠父接触。宣侠父向他宣传抗日主张，后来还担任过他的秘书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中共方面也曾做过争取孙殿英的工作。抗战初期，他一度表现出抗日倾向，参加长城抗战，并在局部行动中与日军交手。有关方面还记载，他曾掩护一些中共人员，并向八路军提供过枪械和通行上的便利。
这些行为不能抹去他后来犯下的错误，却也不能被简单抹掉。抗战形势恶化后，孙殿英在河南作战失利，被日军俘虏，最终选择投降，并组织伪军为日军效力。他曾参与对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扫荡”，造成了严重后果。
抗战胜利后，孙殿英重新投靠蒋介石。解放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将领，驻守汤阴。1947年豫北战役中，刘邓大军逐步压缩汤阴守军的活动范围，孙殿英的部队伤亡严重，城防也越来越难以维持。
攻城前，解放军曾向城内开展劝降。孙殿英却判断国民党拥有飞机、大炮和外援，认为只要守住汤阴，援军迟早会到。他没有接受劝告，继续组织抵抗。
4月4日，解放军发起汤阴攻坚战。经过炮火准备，城墙被打开缺口，部队迅速突入城内。孙殿英见大势已去，曾试图自杀，后被部下阻拦，藏入地堡，最终被解放军搜出并俘虏。
被押到刘伯承面前时，孙殿英大概已经做好了最坏准备。毕竟，他曾经与八路军交战，也造成过损失。刘伯承却没有立即追究，而是提醒他：“抗战初期，不能说你们没有贡献；但是后来的阶段，确实做得太不好了。”
这番话的分量很重。它既承认孙殿英早期抗日行动的客观作用，也明确指出其投敌和反共行为不能被原谅。刘伯承据此决定对他实行俘虏政策，而不是简单处死。
孙殿英被关押后，曾得到相应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救治。遗憾的是，他长期吸食鸦片，身体早已受到严重损害。被俘后无法继续吸食，旧病迅速恶化，军医和护理人员虽曾设法救治，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至于他携带的东陵珍宝，传闻中有翡翠西瓜和宝剑等物，但具体物品流转情况，后世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成确定事实。可以确定的是，东陵盗掘给文物和陵寝造成的破坏，至今仍是中国近代文物浩劫中的重要一页。
刘伯承没有杀孙殿英，并不是替他的罪行开脱，而是依据抗日时期的实际表现和统一战线政策作出的处置。功是功，过是过；对一个复杂历史人物，既不替他洗白，也不把曾经发生过的抗日行动一笔勾销，这正是那段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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