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18世纪初的欧洲看未来,法国似乎比英国更有霸主之资。
法国人口更多,陆军更强,领土和资源也远胜英国。英国只是欧洲西北角的一个岛国,本土市场有限,常备陆军规模不大,海外据点也很分散。
一个多世纪后,局面已经完全不同。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伦敦成为欧洲金融中心,英国的商船和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印度也成为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向。
海岛位置、海军传统、自由制度、煤炭和工业革命,都能说中一部分事实。可这些都不足以解释英国为何能够在漫长战争中反复失败、反复借钱,又反复回到牌桌上。
01.
英国早期的海外政策和公共舆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外部威胁的焦虑。英国国土小、人口少,有限的舰队很难同时保护本土、商船和分散各地的殖民据点,陆军在欧洲也没有压倒性优势。
1662年,英军接管丹吉尔。此后20多年,英国投入巨资修建港口和防御设施,希望获得一座控制地中海入口的海军基地。
但是,由于驻军伤亡、补给困难和当地抵抗不断增加。英国政府最终在1684年撤出丹吉尔,并在离开前摧毁了经营多年的设施。
占据重要港口只是第一步,长期守住它还需要军费、舰队和稳定补给。英吉利海峡降低了本土遭受陆军入侵的风险,英吉利海峡降低了本土遭受陆军入侵的风险,使英国能够把更多资源投向海军;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则需要长期防守陆地边界。
这一区别影响了各国的战略选择。英国可以让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陆战,自己集中经营海军、贸易和海外基地。本土市场与原料的限制,也强化了英国商人向海外寻找航线、原料和市场的动力。
脆弱本身不会产生霸权。转折发生在17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建立起一套能够长期征税、借款和组织战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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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88年以后,英国获得了长期借钱的能力
1688光荣革命经常被描述为英国自由传统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到战争与财政上,就会发现光荣革命的引发的变革不止如此。它改变了君主、议会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君主越来越难以绕过议会征税,也难以毫无代价地破坏借款承诺。
议会定期召开,税收由法律批准,特定税项可以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即使君主或内阁发生更替,议会批准的债务和偿付安排仍可延续。政府信用由此减少了对个人统治者的依赖。
政府能够随意行动的空间缩小了,国家调动社会财富的能力却增强了。
这套体制通常被称为“财政-军事国家"。持续增长的税收、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长期债务、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以及能够监督财政的议会,共同支撑英国参与长期战争。
英国人承担的税负很重。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716年前后的16%,上升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的23%左右。
啤酒、盐、糖和茶叶等日常商品都要缴纳消费税。普通人在购买这些商品时,也在分担战争费用。
英国的债务扩张同样惊人。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国债从约7400万英镑升至1.33亿英镑;美国独立战争又把债务推到更高水平。
如此庞大的债务没有立即拖垮英国政府。税收机构持续征款,议会安排偿债收入,伦敦金融市场也相信国家会继续付息。公共信用允许政府把未来几十年的财政收入提前投入战争。
法国拥有更大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但复杂的税收特权、由私人承包征税的包税制度,以及财政信用问题,提高了国家动员资源的成本。人口与领土优势无法自动转化为可以连续支付20年的军费。
03.财政信用如何变成海军
财政制度解决了军费来源,造船厂、维修制度和海外基地则把这些资金转化为持续的海上战斗力。
一支能够常年远航的舰队,需要造船厂、木材、铁、火炮、粮食、水手工资、海军医院、维修制度和海外基地。任何一个环节长期中断,军舰都会失去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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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能够让部分舰艇返回船厂维修,同时派出另一批军舰继续封锁。直布罗陀等基地扩大了舰队的活动范围,海上保险、商船运输和港口金融则提供资金、人员与补给。
在欧洲大陆,英国经常通过财政补贴让盟国承担更多陆战。七年战争期间,英国资助普鲁士牵制法国及其盟友,英国舰队则攻击法国航运和海外殖民地。
这种战略常被称为"蓝水政策"。欧洲盟国承担主要陆战,英国提供财政补贴,并把更多军事资源用于海军和海外战场。
海军保护商路,贸易增加关税收入,财政收入又支持造船和借款。战争也会造成贸易下降、保险成本上涨和金融危机,所以这个循环不会自动运转。英国必须持续征税、维护信用,并保住关键港口和航线。
英国海权的基础,是一个能够连续几十年支付账单的国家。
04.大英帝国由许多非英国力量共同支撑
舰队可以保护航线、运输军队和夺取港口。进入陆地以后,驻军、征税和日常统治需要更多人力。
英国本土的人口无法满足遍布各地的驻军和治理需求。商业公司、地方盟友和殖民地军队由此成为帝国扩张的重要参与者,海外税收也被用于维持当地军队和下一轮征服。
东印度公司最能说明这一点。它原本是一家获得特许状的贸易公司,后来逐渐拥有军队、要塞、外交权和征税权,同时承担贸易、战争与地方统治等职能。
英国在印度的推进,大量依靠印度士兵,也离不开当地商人、放债人、统治者和政治盟友。各地政权之间的竞争为公司提供了介入空间,征服后的地方税收又用于维持军队。
1707年的合并也扩大了英国可以调用的人才和商业网络。此后,苏格兰商人、军官、医生和行政人员大量进入帝国体系,海外机会也成为联合王国内部一条现实的利益纽带。
奴隶贸易和加勒比种植园是英国大西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和航运业从中获利,国家获得税收,被奴役者则承担了这套制度最沉重的代价。
英国还依靠被征服者、当地士兵与合作者维持统治。它在海外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组织和利用地方资源的手段,本国人力始终有限。
05.工业革命扩大了已经形成的优势
如果把工业革命视为英国崛起的唯一原因,会遇到一个时间问题。英国在工业化全面展开以前,已经建立公共信用、远洋贸易网络和强大海军,七年战争的胜利也发生在18世纪中叶。
工业革命在19世纪扩大了英国已有的财政、海军和商业优势。丰富且容易开采的煤炭提高了能源供给,农业改进释放了劳动力,港口和运河则降低了运输成本,专利制度和实验文化鼓励技术改进。
战争订单和海外市场为扩大生产提供了需求,金融市场则提供资金。蒸汽动力提高产量,钢铁和交通改善军事后勤,更多舰船、武器和商品由此进入全球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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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工业化相互推动,但帝国无法单独解释工业革命。英国与欧洲及其他非殖民地区的贸易同样重要,国内能源、农业、交通和制度条件也有独立作用。
英国的海外崛起早于全面工业化。到了19世纪,工业生产大幅提高了英国扩张的规模和速度。
06.英国建立了一套资源转换体系
英国崛起的过程充满挫折。丹吉尔被放弃,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印度战场也多次出现失败、伤亡和被俘。
1783年,英国在《巴黎条约》中承认美国独立,失去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但它的主要舰队、商业网络、加勒比据点和公共信用仍在,此后又把更多资源转向印度、亚洲和太平洋。1793年至1815年的对法战争进一步显示了这种能力。
战争持续20多年,国债急剧增加,英国仍能维持舰队、补贴盟国并保护贸易。
英国具备这种能力,源于多项制度的稳定配合。1688年以后,议会监督、税收、国债、海军、商业公司和海外盟友逐渐连接起来。战败会损失军队、舰船或殖民地,却很难同时摧毁财政信用、海军设施和海外网络。
海岛位置降低了本土防御成本,煤炭和农业改进在19世纪扩大了工业生产,帝国贸易则提供了市场和海外资源。这些条件扩大了英国的选择空间,财政和政治制度决定了资源能否持续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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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欧洲其他国家也具备,但英国的优势在于战争和政权更迭中持续配合。因此,英国崛起的表现是持续动员和恢复能力,单次或者局部某次胜利只能解释其中一小部分。
不过,这种制度也有一定的代价。英国普通消费者承担了沉重税负,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制造了长期苦难,殖民征服也破坏了许多地区原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参考资料:
[1]约翰·布鲁尔:《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至1783年》。
[2]琳达科利:《俘虏危机:大英帝国崛起的背面,1600至1850》。
[3]劳伦斯·詹姆斯:《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
[4]斯图尔特·斯威尼:《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
[5]杰里米·布莱克:《大英帝国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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