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辉等：数字金融新环境下金融稳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孟辉、俞江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发展，为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数字化变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但也对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因此，需要从本质上把握好数字金融环境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推动构建技术向善的治理生态，并与时俱进完善监管，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金融的本质是解决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促进资金有效配置。由于金融行业天然具备数据密集的特征，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显著降低信息收集、分析的成本，促进金融效率提升。随着技术进步，尽管不同阶段金融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表征会发生相应变化，但其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的功能定位从未改变。之前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推动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便是例证。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发展，为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数字化变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但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进步、金融组织体系调整与国际治理机制重构的叠加，不同主体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的博弈，也加剧了现阶段数字金融业态和监管规则变化的不确定性，从多个渠道对金融稳定带来挑战，需要从本质上把握好数字金融新环境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推动构建技术向善的治理生态，并与时俱进完善监管，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深刻认识数字金融新业态的本质和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金融服务的供需变化共同催生数字金融新业态

从需求端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演变催生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新需求。从历史的视角看，金融行业处理信息、匹配供需、管理风险的本质从未变化，但因同时处于百年变局与数字化进程中，其需求结构与技术特征均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美元锚”因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显著、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面临信任重塑，市场对美元资产替代品的需求日益高涨，实体经济也面临供应链重组及市场风险复杂化等多重挑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从信贷、结算等传统业务向数字化、精准化与场景高度适配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高频、实时化特征愈发凸显，金融部门产生的数据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其行为决策对数据处理的依赖程度也不断提升，对能够快速、安全且低成本处理信息、评估风险、辅助决策的新技术需求愈发迫切。上述新需求的产生构建了全新的业务场景，推动传统金融服务向更加精准、智能且能深度参与价值创造的数字金融新业态演进。

从供给端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创新金融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与多元的实现路径。大数据技术使得对海量、多维度客户信息的挖掘与分析成为可能，为精准画像和风险定价奠定基础；AI大模型能够高效整合信息，并实现沟通协调、决策辅助等功能；区块链技术凭借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为构建新型信任机制、简化交易流程、创新数字资产形态开辟了新空间；云计算则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弹性可扩展、成本可控的算力与存储支撑。新技术的应用为金融产品设计、业务流程再造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数字金融新业态落地生根成为可能。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涌现，并非单一力量驱动，而是在供给端的科技突破、监管创新与需求端的结构升级、价值期待之间深层共振与双向赋能的结果，其诞生不仅是前沿科技在金融领域的落地应用，更是在新时代金融需求迸发的情况下，技术、监管与市场共同创新的必然结果，这是对传统金融业务模式、服务理念、价值链条乃至生态体系的又一次重构，也将带来全新的挑战。

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的金融架构重组成为国际治理体系重塑过程中博弈的新场域

数字金融新环境下，金融架构的重组与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竞赛本质是主权国家间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深度博弈与重新洗牌。货币的国际地位、支付清算体系的控制权、金融数据的主导权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共同构成国家金融主权的新核心要素，各国围绕这些领域的角逐日益激烈。

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正通过系统性的数字金融布局积极争夺未来主动权。美国凭借市场与技术优势，致力于将稳定币等新型数字资产纳入美元体系与监管范畴，以巩固并延伸其金融主导地位，同时持续利用现有支付通道实施“长臂管辖”，将美元“工具化”甚至“武器化”。欧盟推进数字欧元进程，特别强调隐私保护与合规标准，意图通过规则输出提升其在全球数字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这一系列布局充分体现出，数字金融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场域。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俄罗斯的案例。乌克兰变局发生后，俄罗斯遭受SWIFT剔除与资产冻结等金融制裁，被迫加速推进去美元化，积极探索独立于西方的支付替代方案。这一案例从反面印证，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缺乏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极易丧失话语权，陷入被动的战略困境，甚至可能在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方面遭受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多头下注”的灵活姿态。它们通过制定宽松的数字资产监管政策，试图吸引国际资本与创新资源，打造区域性的数字金融枢纽，并积极探索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合作机制，以增强自身金融体系的韧性，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寻求发展空间与战略回旋余地。

由上述种种可见，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已远超技术与商业层面，直达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之中。在此过程中，金融架构重组则是主导地位与规则红利再分配的直观体现。因此，数字金融发展必须首先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深度融入国家总体安全与金融强国战略，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提升国际地位与话语权紧密结合。

数字金融新环境下产生的新型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和冲击

“云挤兑”风险叠加数字鸿沟加剧了金融体系中的“K型效应”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在提升服务效率、拓展服务半径的同时，也导致了“云挤兑”风险与数字鸿沟问题。前者可能导致金融机构流动性短时间内迅速枯竭，后者体现为不同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群体在技术能力、信息获取上的显著差距。在实践中，二者叠加将导致金融体系出现明显的“K型效应”，引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对金融稳定构成多维度的潜在影响。

从机构层面看，“K型效应”或将导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承受能力与风险暴露程度的错配，使其成为金融体系中的脆弱环节。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缓冲较为充裕，流动性管理框架、舆情应对机制成熟，在面对“云挤兑”冲击时具备较强的韧性，而中小金融机构在上述各维度存在一定劣势，且其客户中数字弱势群体比例较高，遭负面舆情冲击时更易发生恐慌性取款，在“云挤兑”冲击下，较大型金融机构呈现出一定脆弱性。这意味着，“K型效应”将加剧风险冲击的非对称效应，可能影响一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对金融稳定形成现实挑战。

从金融体系层面看，“K型效应”所引致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在传统视角下，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往往遵循链式传染逻辑，即风险从某一机构出发，经由资产负债关联、同业拆借网络、支付清算通道等渠道依次向关联机构扩散，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线性传播路径。然而，在“K型效应”塑造的风险格局下，大量中小金融机构将呈现出高度相似的风险特征与脆弱性结构，外部冲击发生时并非沿机构间的关联链条逐步蔓延，而是同时作用于大量具有相似脆弱性的机构，形成多点并发的态势，破坏力较链式传染更强。更需关注的是，识别关键节点和切断传导链条的风险防控策略可能难以有效应对这种并发式冲击，这对现有金融安全网的承载能力和危机应对机制均是重要考验。

算法趋同与模型依赖侵蚀金融机构核心风险管理能力

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技术的深度应用在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但由此衍生的算法趋同与模型依赖问题也在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决策逻辑。算法趋同表现为不同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信用评估、资产定价等关键环节采用相似的技术框架与模型架构，导致决策行为高度一致化，机构间原本应当存在的差异化风险判断能力被逐步消解；模型依赖则体现为金融机构将核心业务功能与少数第三方大模型深度绑定，导致业务连续性与模型运行稳定性的高度耦合。

过度依赖模型与算法或将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若风险识别、信用评估、交易决策等关键环节高度依赖外部模型的输出结果，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核心职能将实质上让渡于第三方金融科技平台，其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则可能逐渐退化为对模型结果的被动接受与形式化合规。在此情形下，一旦模型出现系统性偏差、遭遇恶意攻击或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失效，金融机构将丧失在风险冲击下独立判断与自主行动的基础，进而呈现出较高的脆弱性。

极端情况下，当众多金融机构同时陷入风险管理能力缺失的状态时，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可能受到威胁。如果大量的风险决策沦为对相似算法与模型的机械响应，众多金融机构在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同步调整交易策略、集体收紧风控标准，在市场中形成高度一致且难以自我纠偏的单向行动，加剧市场波动，由此形成的集体行动将超越传统羊群效应的范畴，可能动摇金融体系的自主风险出清机制。这种由技术路径锁定所驱动的系统性冲击不易被提前察觉，但突发性与破坏性更为剧烈，应当重点关注。

数字欺诈日益普遍化、智能化、跨境化，对国家金融安全与金融体系信任造成冲击

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新兴技术在赋能金融创新的同时，也存在被不法分子利用的情况，导致数字欺诈活动快速升级。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国际清算银行的调研，近年来数字欺诈造成的损失持续攀升，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更需关注的是，AI大模型具备自动迭代能力，欺诈手法对检测措施的适应速度快速提升，依赖静态比对或人工询问的传统监测措施捉襟见肘，可能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由AI大模型自主驱动的恶意攻击正逐渐成为现实，2026年4月，AI科技公司Anthropic旗下的大模型Claude Mythos在测试中仅用几小时便发现并利用数千个系统漏洞，引发美国市场与金融监管当局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形下，欺诈行为的防控成本与溯源难度将呈指数级上升，给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可信性埋下较大隐患。

数字欺诈的跨境化或将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威胁。一方面，数字欺诈行为可能引发输入型风险，境外机构或个人的欺诈活动导致的资金损失、法律纠纷乃至监管处罚，可能经由跨境金融网络传导至境内金融机构，造成境内金融机构风险的被动暴露。另一方面，数字欺诈往往与非法跨境资金流动相伴而生，易形成实质性的资金外逃，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利用，作为干扰国内金融稳定的非常规手段。此外，由于各国法律体系、执法协作机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各不相同，单一国家往往难以独立切断数字欺诈链条，进而易导致自身金融稳定受到持续的潜在威胁。

除去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数字欺诈也绝非单纯的治安或消费者保护问题。对金融机构而言，数字欺诈直接导致客户赔偿压力、财务损失与声誉风险。为防范日益智能化的欺诈行为，还需持续投入大量成本，最终可能削弱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与风险抵御能力。更为严重的是，频繁发生的数字欺诈会动摇公众对数字金融体系的信任，社会性影响较大，一旦公众普遍产生“技术进步难以保证资金安全”的认知，还可能在特定欺诈事件被舆论放大时诱发“云挤兑”等其他新型风险，对金融稳定构成更加复杂的挑战。

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的金融稳定新挑战的应对举措

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职，从源头防范技术异化导致的脱实向虚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并未改变，技术只是手段，服务实体经济才是目的。虽然新兴技术的加速渗透重塑了金融行业的运行方式，但只要始终坚持将数字金融的发展目标锚定于服务实体经济，即使过程中面临风险挑战，也能确保技术创新不偏离正确方向。因此，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职，是防范技术异化导致“脱实向虚”的根本遵循和现实基础。

要引导数字金融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职，首先需确立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应探索建立数字金融评价体系，侧重评判对科技型企业、先进制造业、绿色经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的实际支撑能力，以服务实体经济成效作为核心标尺，引导数字金融发展嵌入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服务流程。

其次需切实提升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势头良好，但在产业领域的渗透仍有待加强，可探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其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精准画像与风险定价能力，加速数字技术与产业金融的融合，将数字化能力的提升转化为对实体经济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

最后需正视“脱实向虚”问题并及时约束纠正。从金融行业的本质看，由于资本逐利本性，在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新技术赋能金融投资与产品创设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投机的空间，过度追求金融资产的短期交易收益将减弱金融对科技创新的长期投资力度，进而削弱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甚至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且更加难以被察觉。因此，在引导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还需加强对“脱实向虚”的监测约束，及时纠正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提升数字金融新环境下新型风险防控和金融稳定保障能力

一是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新型风险识别预警能力。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金融风险呈现出隐蔽性更强、传染更快、范围更广的特点，以经验判断和事后处置的传统防控方式已难以完全适应。应探索将新兴技术嵌入风险防控全流程，推动风险防控由被动应对提前至主动识别，由静态排查升级为动态监测，由局部判断扩展为区域性、系统性分析。要聚焦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的各类新型风险场景，建立健全实时监测预警体系，增强对跨机构、跨市场、跨领域风险的监测与识别能力，切实提高风险防控的前瞻性、时效性和精准性。对于各类新兴技术直接引发的风险，特别是针对具备自主代码生成与系统渗透能力的AI大模型，应推动风险防控从人工向AI自动化转型，调度相应的AI大模型进行数据归集、智能筛查、自动预警，并与人工复核决策做好衔接。

二是健全线上线下协同机制，形成风险防控处置闭环。应对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的新型风险，不能只依赖线上监测，也不能仅停留在线下处置，而是要推动两者贯通联动、同向发力。要把非现场的数字化监测与现场检查、早期纠正、风险处置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建立“线上监测发现问题、线下核查查清事实、部门协同推进处置、跟踪评估督促整改”的闭环体系，防止出现“线上发现了、线下接不住”“技术识别了、机制跟不上”的问题，把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工作效能，前移风险防控关口，推动有关措施更加有力地落地见效。

三是完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有效提升公众信心。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网络舆情对公众信心的冲击显著增强，一旦局部风险与公众情绪叠加，极易引发流动性问题和风险传染。在此背景下，需把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例如，进一步强化存款保险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公众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升对问题金融机构的约束和纠偏能力。与此同时，还要着力完善风险处置预案和应急响应机制，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形成市场约束、社会信心和制度保障相互支撑的稳定格局，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依法将新型数字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范畴

一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数字金融业务进行监管。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金融业务与平台服务、数据服务、技术服务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一些新型业务表面上披着技术外衣，实质上已经具有支付清算、信用中介、资产管理等金融属性，仅按持牌机构管理，就可能出现错位和空白。应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着眼从功能识别风险，对于数字金融新环境下从事金融业务、经营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参与金融基础设施运行的活动，依法纳入监管范围，切实做到业务实质不变、管理要求不松、风险底线不失守，防止以技术创新之名行套利之实，推动监管逻辑由“看机构”加快向“看业务”“看行为”“看风险”转变。

二是聚焦重点主体和关键环节，建立对第三方金融科技平台和AI大模型的评估管理框架。应坚持技术中性与风险可控原则，对第三方金融科技平台与AI大模型参与金融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其中，要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确保其具备独立决策与人工干预能力，防止其转嫁风控和合规责任；要评估第三方金融科技平台功能重要性、业务触达范围与潜在风险外溢性，以其行为边界划定监管边界，在确保稳健性的同时规范变相开展金融业务的情形；要以应用场景分类作为基础，重点关注AI大模型实现目标的准确性、输出结果的稳定性、逻辑过程的可解释性以及合法合规性；要完善AI大模型部署前的审查与准入机制，做好压力测试、安全测评、漏洞评估，确保及时有效应对相关风险。与此同时，还应前瞻性谋划相关的风险处置、市场退出、应急切换与灾备恢复等机制，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实现平稳过渡，减少技术因素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三是立足我国金融管理实际，依法从严规范加密资产相关活动。对虚拟货币、稳定币以及现实世界资产（RWA）等新型活动，必须坚持立场不变、尺度不松、管理从严。当前，我国对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实行明确的禁止性监管政策，明确其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必须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凡在境内擅自开展相关活动，或者为其提供中介、信息技术、营销引流等服务的，都要纳入非法金融活动治理范围，决不允许打着“链上创新”“资产上链”“境外合规”等旗号变相展业、绕道展业。要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坚决遏制相关活动滋生蔓延，切实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

积极稳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合作

一是针对新型风险持续深化国际监管沟通与政策协调。数字金融新环境下，数字欺诈、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平台风险外溢以及“云挤兑”等新型风险跨境传导的特征更加明显，单一国家的风险防控体系难以及时识别和有效应对。在此情形下，应坚持以我为主，围绕“云挤兑”跨境管理、数字欺诈治理协作等可能对国内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重点领域，持续深化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境外监管部门的务实交流，及时跟踪国际规则变化和风险动向，深化风险研判、信息沟通和经验互鉴，不断提升对数字金融新型风险的识别、研判和应对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内金融稳定大局。

二是加强外部冲击输入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协同应对。在数字金融新环境下，国家博弈与金融架构的重组增加了外部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此形成的市场情绪变化和突发事件冲击也更容易传导至国内，给金融稳定带来新的压力。应坚持把防范外部风险输入作为重要着力点，完善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主要经济体政策变化的跟踪监测，做到知己知彼，同时加强形势研判，提升前瞻识别能力，对外部风险因素做好应急预案，加强跨境沟通和政策协同，增强应急处置的及时性和针对性，努力把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是参与数字金融和新技术应用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近期Claude Mythos等AI大模型实现技术突破，引发了广泛关注，监管部门与企业均认为，其对国家安全与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加剧，仅依靠企业甚至单一国家进行应对已力有不逮，亟需国际治理合作。当前，除AI大模型外，数字金融各领域均面临相似问题，相应的国际规则体系也在形成过程中，这为我国参与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窗口期。实践中，可围绕AI大模型与智能体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欺诈防控等关键领域，聚焦风险监测、处置与责任分担等重点工作，深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对话协调，推动形成更加包容、均衡的数字金融治理框架。同时，探索拓展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跨境金融信息与数据共享、监管科技互认等方面凝聚共识，促进合作共赢，应对数字金融新环境下的跨境挑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6年5月刊总第150期

编辑 |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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