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前21任省委书记中，8人牺牲，2人早逝，这段历史令人唏嘘

1926年2月，重庆，杨闇公、吴玉章和傅烈等人正在着手建立地方党组织。那时还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四川省委，名称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这个起点并不起眼，却牵动了整个四川的革命组织建设。

重庆地处川东，又是长江上游交通要地。党组织从这里向万县、泸州、成都、三台等地延伸，接触的既有青年学生，也有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乡村群众。1927年8月，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工作才逐步形成全省性的架构。

不过，四川的党组织从一开始就面临异常严酷的环境。军阀割据，地方武装盘查严密，城市中的秘密联络和乡村中的武装斗争，稍有疏忽就可能暴露。书记更换频繁，并不只是组织调整，很多时候意味着前任已经被捕、牺牲或无法继续工作。

傅烈是四川省委成立后的首任书记。1928年3月9日，他在巴县被捕。敌人试图从他口中获得组织线索，傅烈始终没有屈服。同年4月3日，他在重庆被杀害，年仅29岁。这个年轻的江西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也参加过北伐时期的政治工作，最终倒在四川的革命斗争中。

接替傅烈的是穆青。1928年夏，他来到四川，参与发动万源固军坝等地的武装斗争，推动分散的农民力量向有组织的革命行动转变。1930年3月被捕后，他在重庆、巴县等地遭受酷刑。5月14日，穆青在巴县大坝里遇害，年仅32岁。

两人的遭遇，折射出当时四川党组织的共同困境：公开活动难以维持，秘密工作又必须依靠极少数骨干。一个交通员被捕，可能牵出数条联络线；一名书记牺牲，地方组织便要重新寻找负责人。有人曾问：“这样下去，队伍还能保住吗？”得到的回答很简单：“人可以倒，组织不能散。”

程子健属于少数历经风浪并保存下来的领导者。他早年协助杨闇公开展工人运动，后来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川康特委组织部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党组织屡遭破坏，程子健多次承担恢复联络、整顿队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西南地区从事统战和群众工作，1973年病逝于成都，享年71岁。

廖恩波、苟永芳和刘克谦，则代表了另一批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干部。廖恩波曾领导川西学生和工农运动，1933年调往中央苏区，1935年在江西大庾牺牲，年仅34岁。苟永芳长期负责青年和宣传工作，1933年在成都被捕，次年遇害，只有26岁。刘克谦出身教师，曾参与潼川地区的组织建设和兵运工作，1935年被捕后死于狱中，年仅38岁。

这些人并非都在同一种岗位上工作。有的负责宣传，有的负责组织，有的联系武装，还有的专门经营工人和青年运动。四川党组织能够在多次打击后重新建立，靠的正是这种分工。遗憾的是，许多干部刚刚摸清地方情况，就被迫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工作交接。

抗战时期，四川的组织名称和领导关系多次变化，四川工委、川西特委、川康特委以及川东、川南等机构相继出现。邹凤平曾主持四川工委和川康特委工作，努力恢复被破坏的基层组织，1943年在延安病逝，年仅38岁。这个年龄，在今天看来尚未步入人生中段，却已经承担了十多年地下斗争。

王致中长期负责川康地区的秘密工作，后来又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1993年病逝，享年84岁。廖志高、孙敬文、曾淳分别在川东和川康地区工作，组织交通、宣传群众、保存干部，为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维持了基本骨架。孙敬文后来投身石油工业，廖志高曾任西康省政府主席，曾淳则长期从事宣传和社会科学工作。

到了1947年至1949年，斗争再次进入紧张阶段。蒲华辅曾任川康特委负责人，但后来发生叛变，给地下组织造成严重损失。王璞受命组建川东临时工委，1948年9月7日在游击区突围时中弹牺牲，年仅31岁。肖泽宽随后承担重组工作，直到解放前夕仍在设法恢复被破坏的联络网。

所谓“前21任书记”，还要注意一个历史口径问题。当时组织名称经常调整，书记有时是省委负责人，有时是特委、工委负责人；同一人也可能在不同阶段再次任职。因此，这个数字不是简单按照现代行政区划逐一排列，而是把四川地区几个关键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合并统计。

按常见党史资料的统计口径，其中8人牺牲，另有2人因病或过早离世，未能看到革命事业取得全国性胜利。数字背后，是一段长期缺少稳定交通、缺少公开身份、缺少安全保障的地下岁月。四川早期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常常不是在会议室里完成交接，而是在监狱、密道、乡村据点和紧急转移途中完成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