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我五岁那年说起,那时候我爸是村里少有的拖拉机手,脑子活络,除了种地还能去镇上拉点零活,家里条件在村里算是数一数二的。我妈是个传统本分的农村妇女,性格隐忍,平时话不多,只知道埋头干活。
桂花婶家住在村西头,她男人是个病秧子,常年躺在炕上吃药。桂花婶一个人拉扯着刚出生的建军,还要种地伺候病人,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我爸心软,也是因为两家有些远亲关系,去镇上的时候总会顺道帮她捎点药,或者农忙时开着拖拉机去帮她把地翻了。
起初,村里人只当是我爸热心肠。可渐渐地,风言风语就传开了。有人说看见我爸半夜从桂花婶家墙头翻出来,也有人说桂花婶看我爸的眼神拉着丝。我妈听到这些闲话,只是默默地把我爸换下来的脏衣服扔进大盆里,用棒槌狠狠地捶打,一句话也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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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婶的男人终究没熬过那个冬天,办丧事的时候,桂花婶家里穷得连口薄棺材都买不起,最后是我爸从家里拿了三百块钱。
从那以后,我爸去村西头的次数越来越勤了。
桂花婶生下建平和建军的那年,我八岁。村里人都说那俩孩子长得不像死去的病痨鬼,反倒是我爸那挺拔的鼻梁印在了孩子脸上。我妈在家里偷偷哭了一场,眼睛肿得像核桃。
第二天她跟我爸大吵了一架,在我印象里,那是他们这辈子唯一一次激烈的争吵。我躲在里屋,听见我妈歇斯底里地喊:“你把家里的粮食一袋袋往那边扛,你当我是瞎子吗?你不要脸,我和闺女还要脸!”
我爸一直沉默着,任由我妈撕扯。等我妈哭得没力气了,他才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着闷烟,哑着嗓子说:“她一个女人带个孩子,连口饭都吃不上,我不管,她得死。”
我妈冷笑了一声,指着门外说:“那你滚去和她过,别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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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没有滚,他依然每天回这个家,按时交钱,该干的农活一样没落下。对我,他也是一个极其称职的父亲,给我买新衣服,供我上学。可是,他的心、他的时间,被硬生生地劈成了两半。
一半在我们这个家里,一半在村西头。
两年后,桂花婶又生下了晓雅。这下,村里的流言蜚语彻底变成了明面上的笑话。我走在村里的土路上,总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小伙伴们吵架时,最恶毒的话就是:“你爸不要你们了,你爸给别人当爹去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冲上去和他们打架,打得满身泥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我爸的感情变得极其复杂。我恨他的不忠,恨他让我和我妈在村里抬不起头,可我又无法否认他对我的好。我初中要考镇上的重点中学,需要交一笔昂贵的赞助费。
我妈愁得整宿睡不着,我爸却在第二天把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了这笔钱,去采石场干了整整三个月的苦力,肩膀上的皮褪了一层又一层。
我的青春期充满了压抑和愤怒,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建军他们三个身上。有一次在村口的小卖部,我看到建军在买汽水,故意走过去狠狠撞了他一下,把他的汽水撞翻在地。建军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的躲闪和愧疚。他什么都没说,默默蹲下身把玻璃碴子捡起来,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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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没有感到胜利的快感,反而觉得无比悲哀。他们三个和我一样,也是这个荒唐局面里的受害者。他们连光明正大叫一声“爸”的资格都没有。在这个村子里,他们是私生子,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拼命读书,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这个村子,逃离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家。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直接留在那边工作。我很少回家,即使回去,也只是匆匆待两天,把买给妈的营养品放下就走。我每次都会尽量避免和我爸单独相处,只要他在,空气里就弥漫着一种化不开的尴尬。
我妈六十岁那年,查出了胃癌晚期。
那个消息像一道晴天霹雳,把我所有的伪装都击碎了。我请了长假回老家照顾她。我爸整个人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他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妈床前,端屎端尿,擦身喂饭。
我妈弥留之际,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她拉着我的手,眼神浑浊却出奇的平静。我以为她会交代后事,或者终于肯把憋了一辈子的委屈说出来,骂我爸一顿。
可是她没有,她说出了一段让我无比震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