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2月至3月，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下反复转移。没有稳固根据地，没有充足粮秣，更缺少重武器，这支部队却没有被逼进死地，反而从敌军缝隙中穿了出去。
这段经历，后来常被称作乌蒙山回旋战。它不像平型关那样以一次伏击闻名，也不像辽沈、淮海那样有大兵团决战的气势，却集中体现了贺龙对地形、敌情和行军节奏的判断力。
红二、红六军团当时约有一万七千人。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川军、滇军等部，从黔西、毕节一带向红军压来，企图把部队压缩到金沙江以东的狭窄区域。敌军兵力占优，且有地方部队熟悉道路，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
乌蒙山区山高谷深，冬春之交气候多变，山路常被浓雾和积雪遮断。部队行军一天，未必能找到足够粮食；伤员、辎重和弹药，也都成了沉重负担。更麻烦的是，敌军并非从一个方向推进，而是在北面、东面和南面逐渐收拢，留给红军的空间越来越小。
贺龙没有把突围理解成简单的“向某个方向猛冲”。他的判断是，敌军虽然数量多，却分属不同系统，中央军、滇军和川军之间互有戒心，行动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要不断制造新的动向，使敌人频繁改变部署，包围圈就会出现松动。
在贵州赫章野马川一带的军事会议上，红军没有贸然直奔金沙江，也没有仓促向南突围，而是决定利用乌蒙山区周旋。部队时而向西北方向运动，作出北渡金沙江的态势；敌军调动之后，红军又突然折向南面或东面，迫使追兵不断转身。
有意思的是，这种打法并不靠一次孤注一掷的强攻，而是靠连续的假动作。敌人判断红军要走北线，红军便在另一处出现；敌人刚刚集中兵力，红军又迅速转移。看似在山中兜圈，实际上每一次转向都在寻找敌军之间的空隙。
3月上旬，红军曾在乌蒙山区多次摆脱追兵，并抓住敌军先头部队分散、行军疲惫的时机实施反击。局部战斗规模并不算大，却打乱了追击节奏。敌军越想靠兵力压缩红军，越容易因为道路、通信和部队协同不畅而彼此脱节。
这也是乌蒙山回旋战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贺龙并未幻想以弱胜强，正面击溃所有追兵，而是把“保存自己”与“消耗敌人”放在同一套行动中。能避则避，能打则打；不贪战果，不恋阵地，始终把部队的机动性放在首位。
3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终于从敌军纵队之间穿过，向滇东北方向转移，随后继续北上。国民党军虽然投入大量兵力，却始终没有完成合围。红军并非没有损失，但主力和骨干部队得以保存，这对后来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具有重要意义。
有人据此认为，贺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缺少大兵团决战战例，因此军事能力不能与其他开国元帅相比。这种说法把军事才能过分等同于指挥几十万军队的经历，忽略了不同战争阶段的条件差异。红军长征时期，能在极端困难中保存部队，本身就是极高难度的指挥任务。
毛泽东后来评价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连敌人都被转得摸不清方向，最后“转出来了”。这句话说的不是行军路线有多曲折，而是指出了回旋作战的核心：用空间换时间，用运动制造错觉，再用错觉换取生存机会。
贺龙早年的传奇形象，容易让人只记住“两把菜刀”；乌蒙山的战斗，则展示了另一面的贺龙。他不是只会凭勇气冲锋的将领，也能够在兵力、装备和补给都处于劣势时，冷静拆解敌人的部署。乌蒙山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歼灭数字，却留下了一支没有被打垮的红军队伍，以及一场足以说明问题的战略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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