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就是留给人来撞的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1975年8月，北京三〇五医院，病房灯光清冷。

周恩来住院已久，仍在见客。8月26日晚，他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以及前来迎接亲王的乔森潘、英萨利。①此时，他已癌症晚期，气力很差，谈话却不含糊。

周恩来临终前会见西哈努克等人（图源：CCTV国家记忆）

他把话锋对准乔森潘、英萨利，像交代后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走共产主义道路。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

在护士帮助下服过药、稍作休息，他接着说：“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

彼时红色高棉已占金边，认定清空城市、拆掉旧秩序是革命的捷径。

红色高棉占领时期，百姓被迫长途迁徙（图源：网络）

周恩来不赞成这么做。中国曾走过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弯路，付出沉重代价；他提醒对方底子更薄，更经不起折腾。

这番话并没有起到刹车的作用。西哈努克觉得中肯，乔森潘当面应承，金边当局仍一意孤行。

历史不靠态度打分，靠结果说话。

红色高棉1975年4月进入金边后，把城市人口向外疏散，货币、市场、学校、寺院一并取消。家庭按劳动队拆开，夫妻分住，子女另管，全员下地，吃公共食堂。金边一所中学改成S-21监狱，审讯后转琼邑克等处决；该狱可核在押约1.4万至1.5万人，部分资料估超2万。1975至1979年全境非正常死亡，联合国支持柬埔寨特别法庭与多家媒体常引约170万；不同研究取100余万到170余万，口径不一。②

金边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内展出的红色高棉时期遇难者照片（图源：网络）

这种倒行逆施只持续三年多。1979年初，越南军队攻占金边，波尔布特退入山区；他1998年死于红色高棉残部控制区，此前已在内部公审后被软禁。后来联合国支持的特别法庭追旧账，S-21狱长康克由以反人类等罪判无期，农谢、乔森潘亦以反人类等罪判无期。狂热铺出来的路，终点是倾覆、流亡、被告席。

1979年，越军攻占金边（图源：网络）

前推十七年，还有一场戏码，也值得说说。

1958年的中国，人民公社化铺开，全国笃信一夜跨越。苏联早期搞过农业公社、共耕社、劳动组合几种形式；公社主张生产与生活资料全部公有、近似平均分配，运行困难。1929年后全盘集体化，1930年前后，苏共把农业劳动组合定为基本形式，后来通称集体农庄。

苏联集体农庄（图源：网络）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私谈，说中国搞公社，苏联三十年前试过、行不通，让中国自己去碰钉子。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他在报告中，不点名谈过渡问题，反对任意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③

客观地说，他这些话点中了当时中国冒进的要害，但在全国上下一片狂热里，外部的提醒被当成了找茬。

60年代以后，赫鲁晓夫那番话被全面反驳、公开批判。大家分敌我、争胜负，却很少有人静下来想一想：他说“公社行不通”，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底对不对。

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1982年，中国新宪法改设乡政权，到1985年前后，人民公社基本完成“社改乡”，退出历史舞台。

相隔十七年，两段往事，一种启迪。

周恩来劝柬埔寨，根在大跃进、公社化以及他亲历的曲折；赫鲁晓夫劝中国，根在苏联早期公社失败。都没有什么高深道理，都是用代价换来的常识。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图源：网络）

世上最麻烦的，是有人相信热血能够压倒规律，还能说服别人和他一起相信。波尔布特曾放话柬埔寨模式要给世界革命者提供经验，现在成了冷笑话。

赫鲁晓夫说三道四，也许夹着意识形态博弈，但“公社行不通”几个字，不能因人废言。

狂热最害人的，是让人不肯低头看一眼自己脚下的路。前人以血肉探出的南墙，后人总是不以为然，非亲自撞一次，疼过才认。

8月那次送走柬埔寨客人，周恩来心里清楚，有些跟头非摔不可。他留下那句“要吃苦头的”，是说给当年的金边，也是说给所有把常识当累赘、把狂热当时髦的时代。

① 1975年8月26日医院会见及两段引语，见人民网党史频道《周恩来重病期间告诫西哈努克什么》（2013-06-09）。

② S-21在押1.4万—1.5万、部分超2万，见搜狗百科“S-21集中营”引吐斯廉博物馆综述；1975—1979全境约170万，见澎湃新闻转引彭博及联合国支持柬埔寨特别法庭报道（2014-08-07）、CNN via 搜狐（2020-09-02），不同研究取100余万起。

③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私下谈论中国公社问题，相关记载见于海外网、凤凰网相关专题报道；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他不点名批评发展超阶段与平均主义冒进问题，出处同上；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公开谈及苏联早年农业公社成效不佳，相关内容引自《真理报》相关报道及宣讲家网文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