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内，隆裕太后代替溥仪颁布退位诏书。那一天，宫门没有被攻破，宗室也没有遭遇大规模屠杀。清朝结束了，可爱新觉罗氏、八旗贵族及其家属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只是从权力中心退到了时代的边缘。
民间常说清朝灭亡后有十几万皇室成员，这个数字并不算严格的历史统计。这里面既有宗室远支，也有觉罗后裔、八旗子弟和依附于旗制生活的人。把他们全部称作“皇室”，并不准确，但他们确实共同面临一个问题：失去特权以后，往哪里去？
清室退位能够相对平静，关键在于南北双方达成了政治妥协。袁世凯担心继续逼迫清廷，会引发满汉冲突，也担心北洋军内部出现变故，因此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
按照约定，溥仪仍住在紫禁城，暂保帝号，宫内可以保留一定数量的护卫，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清室经费，最初定为四百万元。清东陵、西陵也列入保护范围。这样的安排，保护的主要是清帝和近支宗室，并不意味着所有八旗子弟都能继续领取俸禄。
制度一断，生活立刻变了样。
清代八旗人口长期集中居住在城内，许多旗人没有固定职业，依靠俸饷和各种差役维持生活。辛亥革命后，财政枯竭，旧有俸禄难以为继，过去凭身份就能获得的体面，转眼成了沉重负担。有人卖房，有人典当祖产，还有人不得不学习经商、教书和手艺。
最常见的一条路，是改名换姓。
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在清朝时意味着荣宠，到了民国初年，却可能招来猜疑和羞辱。一些宗室成员迁往外地，改用金、王、罗、关等汉姓，隐去家世，重新谋生。有人甚至对家中子女也不讲祖上身份，只求平安度日。
这并不等于他们都做了亏心事。对普通远支而言，改姓只是摆脱旧身份，也是适应社会变化的一种办法。清朝没有了，靠祖宗牌位吃饭的日子自然也没有了。
另一部分人选择返回东北。
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那里保留着较多旗人社会的痕迹，宗族关系也更紧密。退位以后，一些宗室、觉罗和八旗后裔回到吉林、辽宁、黑龙江，凭借旧日关系寻找职位或谋生机会。
不过，东北并不是天然的避风港。当地先后受到军阀、日本和俄国势力牵制，局势复杂，回去的人同样要面对贫困与动荡。有些人还能在地方任职，有些人则只能靠亲族接济，昔日的贵族身份越来越像一张过期的凭证。
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投靠日本、充当伪满洲国工具的那批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1932年3月，溥仪在日本扶植下出任“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日本人借用清朝旗号，正是想利用溥仪及部分宗室的影响，为侵略统治披上一层合法外衣。
有人曾劝溥仪：“日本人不是来复辟大清的，是借大清的名义管东北。”这句话未必出自确切史料，但它点出了当时的现实：所谓复国，不过是侵略者操纵下的傀儡政治。
溥仪本人在伪满洲国拥有名义上的皇帝称号，却没有真正的决策权。至于那些主动投靠日本、参与伪满政权的人，则把家族旧声望换成了个人地位。他们或许保住了住宅、薪俸和头衔，却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帮凶角色。这个污点，不是“皇室后裔”四个字能够遮住的。
还有一条路，便是携带财物出国。
清室和部分宗室手中确实留有书画、古籍、玉器以及金银财物。民国初年政局混乱，盗匪、军阀和各类势力频繁活动，一些人担心财产被查抄，便设法把家产转移到日本、欧洲或北美。
但这里也要分清情况。出国并不等于人人都是卖国者，有人是求学，有人是避难，也有人后来靠劳动谋生。真正值得指责的，是那些明知文物属于国家与民族遗产，却将其私自变卖、携出境外的人。古籍和器物一旦散失，损害的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后人研究历史的实物依据。
所以，清朝灭亡后，宗室和旗人并没有整齐划一地走向某个结局。有人藏起姓氏，有人回到关外，有人卷入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也有人带着财物远走异国。前两种多是求生，后两种则要具体分析；其中主动出卖国家利益者，确实难辞其咎，而把珍贵文物换成个人财富的人，也留下了难以洗去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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