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年终分配表摆在会议桌上，我从上往下看了三遍。陈国梁三个字后面，清清楚楚写着十二元。
会议室暖气开得足，我后背却一阵发凉。新项目从踏勘到方案会，我跑了八个月，光现场鞋就磨坏两双。最后这一栏，还不够在楼下吃碗面。
财务低着头，说系统按新考核算的。高启明坐在主位，端起茶杯又放下，只说年后再研究。
我问他：“二十五年的交情，就值十二元？”
他抹了下杯沿，没接我的眼神。
桌子被我拍得闷响。十二块钱从表格上被震得晃了一下。我摘下工牌，压在纸上，当场提了离职。
行李并不多，一个旧皮箱，两件换洗衣裳，还有几本画满红线的施工手册。腊月二十八，我坐上回山村的长途车。
春节过完，开工第一天，手机从早上响到中午。省城号码一个接一个，董事会的人轮番找我。
第十七通时，高启明发来短信，说谭敏不同意换负责人，新项目的设备、工期和验收节点，只有我从头跟过。
第二十通电话打进来，我正蹲在老院灶前添柴。屏幕上方还挂着罗秀兰的一通未接来电。我以为她又催我回城，便没细看。
锅里的水刚冒小泡，我按下关机键，把手机扣在板凳上。灶膛里一根干柴烧断，火星落进灰里。我舀了瓢凉水，慢慢洗掉手上的煤黑。
01
回村那天，长途车走得慢。出了省城，路边的楼越来越矮，玻璃上的灰却越来越厚。我靠着座椅，看见自己的脸夹在田地和电线杆之间，眼袋沉，头发也白了一圈。
二十七岁那年，我进高启明刚办的小工程公司。那时公司只有六个人，两张旧办公桌，一部经常占线的座机。高启明比我大三岁，跑业务，我盯现场。
第一个项目在邻市。工棚漏雨，夜里被褥湿了半边。我拿塑料布盖住图纸，蹲在灯泡底下算材料。天亮后，高启明拎来两碗稀饭，说等公司站稳了，亏不了我。
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罗秀兰二十三岁嫁给我。酒席摆在村口，八张桌，猪肉是我爹找人赊来的。她穿一件红呢子外套，袖口稍长，敬酒时总往上捋。
第二年，陈浩出生。我赶回去时，他已经会睁眼了。小小一团，裹在蓝花棉布里。罗秀兰脸色发黄，见我进门，只问项目顺不顺。
我说顺，还把当月工资都塞进她枕头底下。那时我认准一件事，男人把钱按时拿回去，家里日子就能过稳。
后来项目越接越远。我在外地一住就是几个月，春节也有过两次没赶上。罗秀兰从社区超市收银做到会计，账算得细，家里的水电、人情、陈浩上学，都安排得妥当。
每月十号，我准时汇钱。奖金多了，再加一笔。转账记录整整齐齐，我偶尔翻看，心里就踏实，觉得自己没亏待谁。
陈浩小时候怕我。视频里喊一声爸，便躲到罗秀兰身后。等他长高，话更少了。我问成绩，他说还行；问工作，他说再看；问缺不缺钱，他才会多答两个字。
我不是没想过跟他好好聊。可电话接通，现场总有人喊陈工，或者机器在旁边轰。我说不了几句，便叫他听他妈的话。
车到服务区，我下去买了桶面。收银台旁有父子俩在挑香肠，年轻人嫌贵，中年男人嘴上骂着，还是拿了两根。
我忽然想起，陈浩二十六岁了。去年学过设备维修，也跟人做过一阵售后。最近到底在哪儿上班，我竟说不准。
年前罗秀兰提过一句，说他工作不太顺。我当时正核对新项目的设备清单，只回了句年轻人吃点苦没坏处。
客户哪里容易积水，哪台设备冬天启动慢，哪个班组长爱把尺寸报大，我闭着眼都能说出来。轮到自己的儿子，脑子里却只有几句旧话。
桶面泡软了，我吃得很快。汤咸，喝到一半便放下。手机亮过一次，是高启明发来的消息，问我到哪儿了。
我没回。
这些年，公司也不是没给过我好处。职位、工资、年底红包，都曾让我在人前挺直腰。村里人说我有本事，亲戚办事也爱来问我。慢慢地，我把忙当成了分量。
这回的十二元，把那层体面戳开了。原来我熬夜改过的图，酒桌上赔过的笑，工地上淋过的雨，只要表格换个算法，就能轻轻抹过去。
愤怒过后，倒有一种久违的松快。车窗外是收过庄稼的地，田埂上晒着枯草。我不用回消息，不用赶会议，也不用猜高启明下一句要我让多少。
到镇上时天已黑。司机从行李舱拖出旧皮箱，我提了两次才提稳。山路口没有灯，鞋底踩着碎石，咯吱作响。
走到老院门口，我摸了半天钥匙。锁孔生了锈，拧开时掉下一层褐色粉末。院里冷清，墙角那棵枣树只剩光枝。
我点亮堂屋的灯，灯泡闪了几下。桌上还放着前年用过的搪瓷缸，杯底落满灰。
手机里有罗秀兰发来的消息，问我到没到。我回了两个字，到了。她过了很久才回，让我注意保暖，别喝凉水。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又把手机揣回兜里。二十七年夫妻，说来不短。可我们这些年的话，似乎总绕着汇款、药费、亲戚来往和项目工期打转。
灶台冷着，我找出半袋挂面。水烧开后，白汽顶着锅盖往外钻。坐在小板凳上吃面时，我又想起陈浩。
想打过去问问，又觉得大过年的，没必要训人。筷子在碗沿停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拨。
夜里风从门缝钻进来。我裹紧棉被，听着屋檐下的铁皮轻响。省城那些人和事隔远了，胸口那股堵了几天的气，也慢慢散开。
02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院里水缸结着薄冰，扫帚一碰，碎成几片。我烧水擦桌，把多年没动过的柜子逐个打开。
最上层压着我的旧工装，蓝布已经洗得发灰，胸口还缝着公司早年的名字。那几个字歪歪扭扭，是罗秀兰照着报纸上的字体描的。
衣兜里有一张褪色车票，日期是陈浩上小学那年。那次学校开家长会，我答应回去，临时碰上设备试运转，只能把票退了。
晚上打电话，他问我为什么又不来。我说项目离不开人，等忙完给他买新书包。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旧的还能用。
我把车票放回原处，没有丢。
柜子下面是一摞项目笔记。每本都标着年份，哪天进场，谁负责吊装，哪批材料晚到，全写得清楚。翻到去年那一本，纸角还沾着水泥点。
腊月二十一，现场做最后一轮联调。那天罗秀兰给我打过视频。画面晃得厉害，只看见她半张脸，身后像是社区超市的仓库。
我问她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去。她说盘点，又匆匆看了眼旁边。没说两分钟，她便说有人找，把视频挂了。
第二天还是如此。
第三次，我有点不耐烦，问她是不是忙得连句话都不能好好说。她捋了捋耳边的头发，笑得勉强，说年底哪儿都忙，等我回去再讲。
当时身后有人催我签字。我只嗯了一声，把手机夹在肩头，继续核对参数。等忙完，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
如今坐在老院里回想，那几次视频总有些别扭。她平时算账最稳，说话也慢，很少那样东看西看。
我翻出手机，想找当时的记录。屏幕停在和她的聊天页面，大多是转账截图、天气提醒，还有她发来的几张饭菜照片。
春节前，我原本叫她和陈浩回村吃顿饭。罗秀兰说超市盘账，走不开。陈浩先说周六来，到了周六又说临时有事。
我问什么事，他只回了句工作上的。
隔了一天，我又约他。他说再等等，过年总能见。我当时正为项目验收忙得焦头烂额，听见这话还有点火。
“你比我还忙？”
电话那头很吵，他压低声音说：“爸，我过两天再联系你。”
我听着忙音，把手机往桌上一放。有人送来一叠验收单，我转眼就把这事抛到脑后。
整理到中午，我从木箱里找出一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结婚时的礼单、陈浩小时候的奖状，还有几张全家合影。
最新的一张也是六年前拍的。罗秀兰站在中间，陈浩比我高出一点。我穿着刚从现场赶回来的夹克，袖口还有洗不掉的机油。
拍照的人叫我们靠近些。三个人往中间挪了半步，肩膀仍没碰到一起。
我用袖子擦了擦照片上的灰。窗外有人赶着羊经过，铃铛声由近到远。屋里太静，连纸张翻动都显得刺耳。
中午煮了小米粥。我端碗坐在门槛上，太阳照着膝盖，却没多少热气。手机一直安静，罗秀兰没再发消息，陈浩也没有。
我给儿子拨过去。响了七八声，无人接听。过了十几分钟，他发来一句，在忙，晚点说。
我回他，让他忙完报个平安。消息显示送达，再没有动静。
下午，我去后坡捡柴。村里老熟人见了我，都问怎么没在城里过年。我说累了，回来歇几天。没人知道那十二元，我也不想讲。
走到半山腰，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不是陈浩，是谭敏发来的节日问候。后面又补了一句，新项目的流程，她只认我定下的那套。
我看完便锁了屏。客户记得我的本事，公司未必记得。想到这里，心里还有几分硬气。
可回到院里，望见那只摊开的饼干盒，那点硬气又落了下去。
傍晚，我把旧工装叠好。衣服下面压着一张便笺，是罗秀兰来村里收拾时留下的，上面写着米在缸里，药在第二层抽屉。
字写到最后有些乱。我想起节前最后一次视频，她快挂断时忽然问过一句：“国梁，要是家里出了大事，你能不能先听人把话说完？”
我当时盯着电脑上的进度表，顺口答她：“能出什么大事，有事就直说。”
她看了我两秒，随后说没什么，叫我少熬夜。
那晚我没追问。项目第二天要交资料，我连夜改了四处数据，凌晨三点才合眼。早晨醒来，只记得催现场补签名。
风一大，窗框便哐哐响。我找了片硬纸塞进缝里，响声停了，屋里反倒更空。
我拿起手机，想再给罗秀兰打过去。号码已经点开，拇指却迟迟没落下。她若只是为些家常事，我不想听她劝我回城。可那句话又像一根细刺，扎得不深，碰一下总在。
灶上的水开了，壶盖不停跳。我关掉火，把手机放在桌边，准备等吃过晚饭再打。
外面天色一点点压下来。远处有人放鞭炮，响了两阵便停。我盛好粥，坐下后才发现，自己拿了三双筷子。
03
第三天早晨，我在院里劈柴，村会计老周推门进来。他夹着一顶棉帽，鼻头冻得通红，进门先盯着我看。
“国梁，高老板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
我把斧头靠在墙边，问他找我做什么。老周搓着手，说高启明托他带句话，公司那边真急了。
新项目原定开工日进场，客户听说换了负责人，当天便暂停确认。谭敏把话说得明白，原方案可以做，换人就得重新过一遍。
我舀水冲了两碗茶。老周端起来没喝，继续说，项目三天内若不能启动，客户就要重新评估合作。
“高老板说，只要你回个电话，什么都好谈。”
我笑了一声。二十五年共事，到头来，高启明不敢直接来见我，先找村里熟人探口风。
老周劝我别赌气，说十二元确实难看，可一个项目牵着不少人。我没反驳，只问他高启明还说了什么。
他想了想，说董事会提到旧情，也提到公司困难。可说得最多的，还是谭敏不同意别人接手。
这便清楚了。他们找我，不是舍不得陈国梁这个人，而是客户不肯拿项目陪新人练手。
老周走后，我把手机开了一分钟。几十条消息一下涌进来，屏幕接连震动，像一只扣在桌上的铁盒。
高启明发来的内容最长。他说新负责人看不懂设备接口调整记录，也说不清雨季施工顺序。客户问了六个问题，会议便开不下去了。
我往下翻，看到谭敏的留言。她没有劝我念旧，只列出三个现场难点，问公司准备由谁签最终确认。
这三个难点，我心里都有答案。山坡排水要先改，设备基础得重新复核，北侧通道不能按原图同时施工。
可我没有回复。知道怎么解决，不等于还该无条件回去解决。
我关掉手机，拿出旧笔记，把项目从立项到验收顺了一遍。缺我，公司不至于立刻停摆，但三天内没人能接全。
真正卡住他们的，是那些没写进表格的东西。客户脾气、班组习惯、设备误差，还有一次次争出来的信任。
下午，高启明又托老周传来一句，说董事会愿意补发奖金。我听完，只问补多少，按什么名目，谁签字。
老周答不上来，尴尬地捧着茶杯。我让他别为难，这事与他无关，口头上的好处，我已经听了太多年。
天快黑时，我铺开一张白纸，写下三项。补偿重新核算，项目权限写清，重大变更留书面记录。
写完又看了一遍，把纸压在搪瓷缸下。我决定晾满三天。不是拿架子，是要看看他们究竟缺一个老同事，还是缺一个随叫随到的收拾残局的人。
灶火映在窗玻璃上，红一阵，暗一阵。手机关着，院外偶尔传来狗叫。我添了根柴，没再碰桌上那张纸。
04
第二天上午，老周带来一个牛皮纸袋，说是高启明让人送到镇上的。袋里装着年终考核办法、分配明细，还有财务盖章的说明。
我先看那十二元。
数字没有写错，小数点也没挪。按照新办法，我负责的前期协调不计产值，跨部门处理的问题不算工时，只有年末现场签单计入个人分配。
而最后那张签单，因为我去客户处处理设备变更，落的是副经理名字。算到我头上，只剩十二元零头。
纸上每一步都合规，合在一起，却把八个月的活削得干干净净。
我给财务经理拨了电话。他起初说得含糊，后来才承认，表出来那天就有人发现我的金额异常。
“为什么没人找我核实？”
他停了几秒，说新办法由董事会定，财务只按表执行。有人提过调整，高启明说年后统一研究。
我问公司账上是不是连补发奖金的钱都没有。他忙说不是，只是年前要保现金流，几笔奖励往后压了。
电话挂断，我把三张表并排铺在桌上。公司不是拿不出钱，只是在做取舍时，先舍了我这部分。
那些协调工作难留数字，便被当成没发生。那些半夜接的电话、现场压下的争执，也没人愿意折成成本。
中午，高启明终于用陌生号码打进来。我接了，没出声。听筒里先传来一声叹气，随后是他惯常的低嗓门。
“国梁，十二元这事，是董事会考虑不周。”
我问：“是不周，还是觉得我不会走？”
他沉默片刻，说公司这两年周转紧，新考核想把钱放到直接产出上，没想到会算成这样。
“表出来时，你看过没有？”
“看过。”
“那你签字没有？”
电话那边传来翻纸声。他承认签了，因为想着年后再单独给我补一笔，让我别在会上把事情闹僵。
听到这里，我反倒不生气了。院里的水壶正烧着，壶嘴喷出细细的白汽，我伸手把火关小。
二十五年的交情，他太了解我。知道我顾项目，顾同事脸面，也知道一句以后再说，往往能让我先把活扛下来。
“启明，我不是因为少拿一笔钱才走。”
他马上接话，说懂，是面子，是董事会态度。我告诉他，不只是面子，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把我的付出抹掉，再用旧交情叫我忍一忍。
高启明咳了一声，说客户那边等不起，先回去主持项目，其他条件都能商量。
我把白纸拿到面前，一项项念给他听。补偿要按实际工作复核，项目调度权要明确，技术决定不能再由不懂现场的人临时改。
此外，返岗不是一句回来上班。期限、权限、报酬和变更签字，都得写进合同。
他说要求太硬，董事会未必一次接受。我回他，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十二元已经把口头情分结清了。
高启明没再劝，只说下午开会。我放下手机，看见水壶里的热气已经散尽，桌面留着一圈湿印。
那段跟着公司从六个人熬到如今的日子，我一直看得很重。可旧情若只能在缺人时拿出来，轻得还不如那张考核表。
下午，我按自己的条件拟出一页清单。字不多，每一条都留了签字位置。写到最后，笔尖划破了薄纸。
我拿胶带粘好，打开手机准备拍照。屏幕上跳出一串未接来电，高启明九通，董事会几个人加起来十几通。
再往下看，我手里的纸慢慢垂了下来。
罗秀兰的未接来电，比他们所有人的加在一起还多。最早一通在昨晚，最后一通就在三分钟前。
05
我盯着屏幕，没有立刻回拨。昨晚那句若家里出了大事，能不能先听完解释，又从脑子里冒了出来。
可第三天还没到。我告诉自己，既然已经决定晾满三天，就不能被几通电话催乱。公司如此，家里也一样。
上午，董事会把盖章的条件初稿发来。补偿金额比十二元多出一大截，却把项目决定权写成了协助管理。
我看完退了回去，只回一句，措辞不改，不谈。
高启明随后发来语音，说谭敏已把最后期限压到当天傍晚。若负责人仍定不下来，客户将启动重新评估。
我心里生出一点痛快。过去总是我追着人签字、催材料，如今也该让他们尝尝站在门外等消息的滋味。
午后，修订稿又来了。项目调度、技术确认、人员安排，终于一项项写明。补偿另列，不再塞进模糊的年终奖励。
我把文件打印出来，摊在老木桌上逐条核对。只要再补上重大变更的书面留痕，这份条件便有谈的余地。
高启明打来电话，我没有接。他欠我的，不是一声道歉。我也不打算在他最急的时候，马上递去台阶。
墙上挂钟走到六点。整整三天。
我把灶里的余火拨开，洗净手，坐到桌前开机。信号刚连上，未接提示一条接一条跳出来。
董事会、高启明、财务经理，还有谭敏。几十条消息挤在屏幕上。我正要点开文件，电话先响了。
来电人不是高启明，是罗秀兰。
我接通后，她那边半天没有声音，只能听见急促的喘气。随后是一声压得很低的哭腔。
“国梁，你先别骂，听我说完。”
我握着手机，后背贴住椅背。她告诉我，陈浩在外面参加赌局，输了以后又借了多笔钱。窟窿越滚越大，她一直没敢告诉我。
我问数目，她报出来时，声音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不是我们靠几个月工资就能补上的金额。
“你拿什么去填的？”
罗秀兰又停了很久。她说城里住的那套房子，是她父母去世后留给她的个人财产。她拿去办了抵押贷款。
我站起来时，膝盖撞在桌沿上。搪瓷缸翻倒，凉茶顺着条件清单往下淌，盖章页很快湿透。
“谁让你签的？”
她哭着说手续是她本人办的，合同也由她签字。贷款到账后，大部分都用在陈浩那些款项上，如今已经逾期。
我叫她把合同和通知全部拍给我。几分钟后，手机接连震动，十几张照片传了过来。
抵押合同首页写着罗秀兰的名字，证件号码、房产信息、签署日期一项不少。后面的催告通知盖着章，处置时间也标得清楚。
五天。
若五天内不能把逾期款项和相关费用处理妥当，那套住房将进入处置程序。
我把照片放大，又缩小。那些字我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一堵墙，直直压到眼前。
我问陈浩在哪儿。罗秀兰说他就在家，不敢接我的电话。她求我先回来，别在电话里发火。
院外的风刮开半扇木门，冷气贴着地面灌进来。桌上的文件被吹得翻页，纸角一下下扫过湿漉漉的桌面。
三分钟前，我还在计算项目权限和补偿。那点被公司重新承认的痛快，此刻连个落脚处都没有。
我以为自己只是丢掉了一份干了二十五年的工作，也以为关机三天，能逼董事会看清我的分量。
可开机后的第一个电话，把另一笔账摊到了我面前。不是十二元，不是一张考核表，是陈浩的赌债，是罗秀兰瞒着我押出去的住所。
手机上，高启明的电话再次打进来。几乎同时，罗秀兰发来一句，国梁，只剩五天了。
一个项目等我回去主持，晚一步就可能失去合作。另一边，住了多年的房子也只剩五天，妻子和儿子都等着我拿主意。
我该先救项目，还是先救家？该救那套房子，救陈浩，还是先顾住已经被他们耗得发空的自己？
铃声在桌上响个不停。我没有接，弯腰扶起搪瓷缸。湿透的返岗条件贴在桌面上，揭起来时，盖章处掉了一小块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