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弗朗西斯·福山：“最后一人”的悲伤

The Sadness of Being the ‘Last Man’

弗朗西斯·福山长期以来被视作一个天真的“胜利主义者”。如今，他希望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2026年9月9日

图片说明：英国利物浦，安东尼·戈姆雷的雕塑《另一个地方》（Another Place）。（摄影：克里斯托弗·弗隆 / Getty Images

弗朗西斯·福山从未承诺过我们会幸福。

平心而论，许多读者确实产生了误解，毕竟他在1992年出版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确实流露出一丝乌托邦的气息。书中高调宣扬冷战后的世界：自由民主制已战胜所有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所有人都能惬意地躺在买得起的躺椅上，举杯庆祝一切冲突与斗争的终结。他说，至今每周仍有“好几个”人问他这个倒霉蛋，是否想把那本书“撤回”。然而，福山如今坚称，如果你真的读到了最后一页——确切地说是最后五个章节——你就不会期待什么岁月静好。他在催生该书的那篇原始论文中，早已给出了更为冷峻的预测：“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极其悲哀的时代。”

福山出版了最新回忆录《末人之境》（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希望能洗刷掉他显然无法忍受的刻板印象。他不是一个天真盲目的乐观派，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所谓“历史的终结”，确实意味着我们抵达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他至今依然这么认为。但成为“最后一人”、栖居于这个终局之中，始终被描绘为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福山借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阴郁思想中的概念：“末人”指的是那些无聊到麻木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毫无值得为之冒生命危险之物的社会里。

在早期著作中作为惊人“事后反思”出现的观点，如今在福山心中已占据了核心位置。他撰写《历史的终结》时，正值美国“胜利主义”的高潮，柏林墙刚刚化为废墟。但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事件——9·11恐怖袭击、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却讲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福山对此心知肚明。他的防御心理使他无法完全承认，自己不得不从过去那种盲目乐观的立场后退多远；但在谈及自由民主制这个所谓的“幸福终局”时，他的语调已变得阴郁得多。它现在听起来就像一条深夜里路灯坏掉的可怕死胡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紧张感，似乎再也无路可走。

作为一本纯粹的回忆录，我得说，这本书令人失望。福山在大约第60页就对自己的人生故事失去了兴趣。那些有趣且能揭示真相的轶事都集中在了开头。例如，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政策分析师，他在中情局（CIA）的测谎测试中屡屡失败，因为一个关于“是否曾与男性发生过性关系”的问题让他彻底慌了神（他急忙向我们澄清，他并没有）。他写到了自己的父亲——一位社会学家和坚定的自由派人士。父亲从未停止过因为福山曾经保守的政治立场而刁难他（毕竟他曾为罗纳德·里根和兰德公司工作过），并指责他是被他人“洗脑”了。当这些更为私密的洞察逐渐减少时，福山的个人背景与其思想演变之间的因果联系也随之淡化。他的祖父母是日本移民，二战期间曾被关进拘留营。但这只是一笔带过，不禁让我好奇：他们讲述的故事，是否让他对多元社会的脆弱性更加敏感？

书中确实有几章讲到他是一个毫无歉意的“机械迷”，一个热爱木工、还能从零开始组装电脑的爱好者。然而，福山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总结驱动其工作的思想，相当于出了一张“思想精选集”。这一系列不断演变的概念，有助于厘清《历史的终结》中那种盛气凌人的自信是如何从他的作品中逐渐消散的。伊拉克战争及其随后的长期混乱是一个转折点。福山与那些曾塑造他职业生涯的新保守主义朋友和导师们决裂了。他1979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评论》（Commentary）杂志上，他曾将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尊为“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在2003年那场战争打响后，他不再与他们交谈。他甚至发现自己与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同乘电梯时，经历了一段格外尴尬的沉默。

到了2000年代末，福山开始称自己为“现实的威尔逊主义者”。他依然对民主抱有理想主义，但他明白，民主本身并不是某种可以随意撒在任何国家的“仙女粉尘”；如果没有制度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障法治，民主就毫无意义。他过去二十年的工作一直在论证这一点——尤其是他的两卷本《政治秩序的起源》系列。他在回忆录中回顾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死胡同时写道：“建立一个现代、有效的国家，比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要困难得多。”在那些不那么吸引眼球的章节中，他极力推崇非人格化官僚体系的价值，认为这是良好运转的政体所必需的，这有别于那种领导人将职位分给亲信并借此中饱私囊的体制。

福山坚称，自由民主制不会被推翻——主要是因为没人能想出更好的主意。面对全球反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政治光谱上的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了自由主义本身，将其视为一个破败不堪、应当拆至承重墙的体制。但在福山看来，每一种替代性愿景要么早已被证伪，要么会导致一个更糟的世界。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终极价值在于，它比其他任何框架都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尽管它仍有许多需要微调的地方）。

他解释道，定义我们的是“thymos”（血气/精神），即一种对获得认可的渴望。几乎就像我们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一样，我们也要求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我们渴望尊重。而这种渴望只有在人人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尽管“破事”（stuff，福山的原话）依然会发生，但自18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种至少有可能满足每个人“血气”的政治体制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达了终点。句号。

但问题在于：这里实在太无聊了。尽管我们渴望获得认可所带来的自主与尊严，但我们同样被最初获得这种认可时所伴随的风险与斗争所吸引。自由民主制如今满足了“血气”的渴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渴望有值得为之赴死的东西。正如福山在回忆录中所解释的：“基于平等认可的自由秩序所带来的和平与繁荣，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够的。他们不想仅仅被承认为地球上与其他所有人平等的个体。”我们的视野被“扁平化”了，这让我们变得焦躁不安、充满愤怒。

这很悲哀。想到我们无力安然享受自由民主制的果实，无力进行渐进式的改良以使其为最广大人群更好地运转，实在令人沮丧。相反，正如福山在最初的论文中所言，我们“为了斗争而斗争”，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里”。最终，这意味着我们将矛头指向了自由民主制本身——编造阴谋论来煽动怒火，美化致命的前现代实践与价值观——这正是福山对过去十年民粹主义和反民主叛乱的理解。

如果这些观点没有严肃的解释力，听起来或许会显得愤世嫉俗。以他对大学校园内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批评为例。福山没有无视加沙地带真实的死亡与破坏，但他表示，这些学生基本上是因为无聊：“他们想要的是从那种稳定却毫无英雄气概的、拼命考入这些大学的生活节奏中抽离出来，去体验危险与风险，去追求一个他们过去生活中从未占据重要地位的正义事业。与MAGA右翼一样，他们对自己想要生活在何种未来社会中，并没有清晰的愿景。”他认为，我们拥有破坏事物的充沛精力，但自由民主制是一个已经被解决的逻辑难题，它不能被撤销或重新配置。

福山想要说出那句“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在这些层面上，他的书确实提醒了我们，他确实说过。但这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安慰。他所指出的，是一个属于人类自身的问题：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只有一瞬的眨眼之差。我们得到了我们一直想要的东西，但这还不够，也永远不会够。“我们拥有更公平分配资源的手段，也应该着手去做，”这位永远清醒的分析家福山写道，“我们缺乏的，是分配尊重的方式。”那种对认可的渴望永远不会被满足，而这一事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才是最危险的。

作者：Gal Beckerman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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