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亭：我的十二年，一份关于证据与程序的自述

从2013年7月我被带走算起，到今天已经是十二个半年。这十二个半年里，我对指控的全部罪名始终没有承认过——律师们称之为“零口供”。我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人，在本地的财政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曾被同事叫做工作狂，也获得过一些国家和省里给的荣誉。今天，我把这十二个半年写下来。文中的每一件事项，都写在已经提交办案机关的书面材料里；其中关键事实，有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作为依据。

我不请求转发，也不请求声援，只请你安静地把它看完。

一、从劳动模范到被告人

我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负伤老兵。他常对我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对得起良心。1980年，18岁的我考入河北一个县级市的财政部门，从普通会计做起，此后三十多年一直在财政与城建投资领域工作，历任业务科室和城市投资建设企业的负责人岗位。经手国有资产数以百亿计，我没有拿过一分公款。因为工作表现，我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并获得国家层面的高级荣誉表彰。

在城市投资建设企业任职期间，我带着团队完成了道路、桥梁、管网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引进，常年最早到工地、最晚离开。妻子抱怨过我，孩子说我不像个父亲，但我对这份事业问心无愧。在那前后，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因相关问题多次对我进行审查，均未发现问题；同一时期，多个兄弟城市的城建投资系统有多人被查处，而我所在单位无一人被认定存在贪腐问题。

2013年年中，当地的主要领导发生变动，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在我看来存在明显违规风险的操作：叫停融资、低价处置核心资产、违规出借资金。我在正式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没有配合这些操作。很快，我被以“吃空饷”为由停止工作，三个月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更让我难以平静的是，我被带走仅仅三个月，一座账面价值约三亿元的热力企业资产，就以一千一百余万元对外出让了。

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巧合：我卷入这个案件的起点，不是任何犯罪事实，而是我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抵制。一个拒绝配合利益输送的人被投入牢狱，而让国有资产大幅贬值的操作却推进得顺顺当当。这个反差，是我十二个半年里始终咽不下去的结。

二、程序上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我的个人遭遇只是个体命运，那么接下来要讲的这些程序问题，关乎的是规则本身的体面。它们全部写在我方提交法庭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里，其中多项已经引起办案机关自身的重视和处理。

我在材料中反复陈述：接受讯问期间，我曾被殴打至一颗牙齿脱落，那至今是我身体上抹不去的伤痕；我经历过连续超过二十小时不眠不休的讯问；跨省押解途中我被关在铁笼车里，身体不适时得不到及时医治。

依照法律规定，此类案件的讯问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本案共有五十六张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实际移送法庭的只有十张。庭审阶段，控方当庭排除了关键证人的全部笔录，一审判决也排除了我的两份审前供述——连指控方自己都不接受的证据部分，恰恰说明取证质量出了问题。

还有一些细节：一审阶段二十二份空白笔录在二审前被补签；卷宗中出现了调查人员借用办案人员名义参与办案的情况；部分证人笔录是在税务稽查压力下取得的，多份笔录存在复制粘贴痕迹，连标点错误都一致。司法文书的真实性不容如此打折，这些细节我方已完整提交并当庭指出。

更重要的是，办案机关自身曾多次对本案形成结论：有监督权限的检察机关经核查，认定本案办理错误；二审法院历经前后四个年度、七个程序复查，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负有监督职责的机关承认“办错了案”，这在全国已公开的同类案件中都属于极为罕见的情况。

三、那条缺失的证据链

抛开程序问题不谈，仅看留下来、没有被否定掉的那些证据，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同样不成立。

举一个例子。原审认定我在2003年离婚后仍与前妻“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离婚证经司法鉴定真实有效，双方人身、财产关系完全独立，至二审时已分居十五年。为了安插一个罪名，先虚构一个前提，再从前提往下推——这个起点本身就站不住。

再举一个例子。涉案车辆被认定由我实际支配，实为案外人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车辆，该案外人后来另行提出执行异议，新的执行裁判已直接指出原刑事裁判对车辆处理的判罚有误；涉案款项被认定为违法所得，实为企业正常业务分成，已经依法入账并完成纳税。案外人的财产、他人公司的法人财产被移花接木到被告人头上，这违背证据裁判的基本常识。

十二个半年，我坚持零口供。先后有七位辩护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三位刑法领域的权威学者出具了论证涉案罪名不成立的专家意见。

四、生效裁判已经确认的事实

这一节，我只讲已经被法律程序确认的事实，不做任何推测。

根据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当年对本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干部，已经受到严肃处理；当年办案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已因徇私枉法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另有五名参与办案的人员被立案查处。

制造错误的人已经付出了代价。但一个问题仍然悬在那里——建立在这些错误办案之上的那份有罪结论，至今仍留在案卷里。案件的制造过程错了，而案件的结果却被保留下来，这样的“部分纠正”，实际意味着错误的结果仍在延续。这对案件当事人公平吗？这个问题，交给每一位读到这里的人。

五、等着“疑罪从无”落到实处

把我这些年的主张用平实的语言讲出来，是一个双重结构。

第一重：什么都不用排除，原始卷宗本身就不够定罪。全案缺少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客观证据，犯罪构成要件残缺，这正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不足”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样的逻辑延伸到审判阶段，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不能定罪，应当体现疑罪从无。

第二重：如果把申请材料中已经指明的非法证据依法排除，剩下的证据更加不足以支撑有罪结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让这一条文在本案中适用，不需要谁有特别的勇气，只需要一次寻常的法律适用。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纠正一个有问题的案件，对法治公信力的增益，胜过办理一百个按部就班的普通案件——因为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庭。

我曾经有过荣誉，也有过职务，如今我最想找回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身份：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当一个公民把自己托付给规则，规则就欠他一个公正的结论。如果本案最终仍未依法得到纠正，我将继续依照法定程序申诉，只用合法的方式，走完所有该走的程序。

口述人：赵恩亭　

　2026年9月

本文系赵恩亭本人经历的真实自述。文中涉及的案件信息，来源于已经提交办案机关的卷宗材料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