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春，太原城里换防的军号声此起彼伏。时任69军军长的谢振华，奉命率部由保定移驻山西，原驻太原的21军则调往陕西。军队进入地方后，除了担负战备任务，还要执行“支左、支工、支农”。
当时的山西，地方组织之间矛盾交织，群众和干部各有立场。谢振华在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陈永贵。陈永贵是大寨党支部书记，也是山西地方群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两人接触不算少，彼此留下了较深印象。
有意思的是，他们真正建立联系，并不是在会议室里，而是在一次紧急营救中。
1967年8月，平遥两派举行会议，现场气氛十分紧张。陈永贵当时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出面调解，但由于他本身具有明确的立场，另一方并不认可他的调解身份，随后将他围困在平遥。
消息传出后，经新华社记者从平遥火车站打电话转报，情况很快到了北京。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谢振华设法营救，并明确交代，必须保证陈永贵的人身安全。
这项任务并不轻松。部队如果强行进入，极易引发冲突；行动过慢，又可能使被困人员发生危险。谢振华先命令距离平遥较近的祁县部队赶赴现场，随后亲自带领一个营从太原出发。
部队进入平遥时，没有开枪，也没有使用火力威慑，而是采取控制局势、保护人员的办法，将陈永贵安全带出。脱险后，陈永贵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说：“谢军长，这回多亏您了。”
这次营救，使谢振华看到了陈永贵在复杂局势中的另一面，也让两人之间形成了一份特殊信任。不过，真正考验这份信任的事情，还在后面。
1968年，为迎接党的九大，全国许多地方开展清理队伍、整党建党等工作。山西省“支左”工作机构同时承担着代表资格审查任务。谢振华负责相关工作时，一封人民来信送到了办公室，反映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日伪组织，并为日方提供情报。
对于军队干部而言，这类问题绝不能凭印象处理。谢振华当即要求先调查、后定性，并叮嘱工作人员：“情况没有查清以前，不能向外扩散。”
随后，有关方面组织人员查阅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和敌伪登记材料，重点核对昔阳县一带的情况。调查显示，陈永贵确实曾担任过伪村长，并与日伪方面有过接触。来信所反映的内容，并非毫无根据。
但查到事实，只是处理问题的起点。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区的基层社会十分复杂，许多村庄被迫面对日伪政权。有人出面任职，是为了保全乡亲；也有人借机谋私，性质完全不同。具体到陈永贵，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年的知情者。
大寨第一任村长赵怀恩是老党员。他向组织说明，陈永贵当年承担伪村长职务，有当时环境所迫的一面，并曾托人保护家中的子女。赵怀恩的证言，成为判断这段历史性质的重要依据。
陈永贵也没有回避。九大召开前，他主动找到谢振华，把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谢振华听完后，没有当场作出结论，只说：“组织要查的是事实，你把情况讲清楚就行。”
在谢振华看来，陈永贵的问题必须如实上报，但不能因为一封来信，就把多年工作一笔抹掉。1963年华北洪灾期间，大寨受灾严重，陈永贵曾组织村民集中粮食、集体做饭，带领群众恢复生产。这样的表现不能替代审查，却可以作为全面评价一个人的现实依据。
因此，69军党委没有私下压下材料，也没有简单扩大处理，而是依照组织程序研究。1968年9月，副军长李金时赴北京开会期间，就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要求顾全大局，材料不要扩散，相关复印件可报中央。
材料上报后，谢振华又当面请示陈永贵能否出席九大。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参加，但身份只能是代表。这个处理既没有否认历史事实，也没有把复杂经历无限上纲，尺度十分明确。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陈永贵作为代表出席。此后，谢振华主持山西党政军工作，对大寨仍给予必要支持。奉命派出的四百多人帮助大寨修建蓄水池，工程后来被称为“友谊水池”。谢振华还让刚读完初中的儿子参加劳动。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谢振华是否“替陈永贵说情”，而在于他把个人印象、现实功绩和历史审查分开处理。该查的查，该报的报，该承担的政治影响也不回避。对一名军队高级干部来说，这种处理方式，正是组织原则在复杂历史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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