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2026年9月，一场关于英语教育地位的争论再度引爆舆论。考研数学名师汤家凤建议降低英语权重，取消英语作为中小学核心课程的地位。他认为英语只是一个“工具”，“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是最重要的反方代表，认为弱化英语将剥夺普通家庭孩子向上流动的机会。两位大V隔空论战，舆论瞬间撕裂。
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辽宁省2026年8月底的中考改革——历史、道德与法治等科目调整为考查性质，不再计入总分。汤家凤借此发声，认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要想灭其国，必无灭其史”，历史关乎国家认同与精神传承，应重视历史教育的核心地位，该“弱化”的不是历史而是英语。对于汤家凤的意见，胡锡进指出：一旦英语不再是主科，公立教育投入必然减少，富裕家庭照样能靠私教让孩子学好英语，真正失去低成本学习通道的，是工薪家庭的孩子。他担忧英语能力从“全民可及的基础技能”变成少数家庭的专属优势，教育分层进一步加剧。两人隔空论战，越说越难听，乃至大爆粗词。
笔者认为，降低应试权重，提升听说能力，应成为英语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汤家凤与胡锡进之争，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各执一端：前者看到了英语教育“高投入、低产出”的现实困境，后者为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但两者都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英语教育的核心症结不在于“要不要学”，而在于“怎么教”“怎么考”。
首先，必须正视英语教育“应试化”带来的沉疴。不少学生从小学开始每天花大量时间背单词、刷语法题，中学六年累计投入数千小时，毕业后除了应付考试，日常工作生活里几乎没有使用场景。过去几年英语培训市场规模长期维持在千亿级别，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投入，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分数，没能转化成实际语言能力。学生学了十几年英语，见到外国人却开不了口，听不懂一句正常语速的对话。这种“哑巴英语”式的无效内卷，正是“取消英语”呼声能迅速扩散的现实土壤。
其次，改革的着力点应是“降应试、强应用”，而非“取消主科”。 教育部已经明确表态，英语主科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但课时占比已从原先的11%-13%下降到6%-8%。这说明改革的方向是优化而非取消。当前英语教学偏重应试、忽视应用，新教材不再强调死记硬背，转而侧重真实场景下的语言应用；多所高校探索英语一年多考、降低应试语法权重、提升听说占比的评价方式。这些改革值得肯定，也需要进一步深化。降低应试权重，意味着不再用偏题怪题折磨学生；提升听说能力，意味着让英语真正回归“交流工具”的本质属性。
再者，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降权重”比“取消主科”更为稳妥。 如果英语退出主科，公立学校必然缩水，普通人家孩子连系统学习的机会都可能被剥夺。适当降低分值权重，同时强化校内教学质量，尤其是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既能减轻学生负担，又能守住公共教育的公平底线。实际上，汤家凤与胡锡进的争论，是中国从“追赶者”向“引领者”转身时的一次心理阵痛。当年全民苦读英语，因为我们急于打开一扇窗；今天喧哗着要关窗，因为觉得自己已然站上了舞台中央。我认为：在科技竞争激烈、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当下，英语依然是普通人接触前沿学术思想、触碰多元文化的一把钥匙。而听说能力，恰恰是打开这扇门的第一把钥匙。
所以，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是让英语回归工具属性，而非成为一道筛人的门槛。降低应试权重、提升听说能力、弱化选拔功能、强化应用培养，比粗暴取消主科更理性，也更符合多数家庭的利益。我们期待英语教育走向更实用、更开放的未来：学生不再为偏题怪题熬夜刷题，而是能在真实场景中自信地开口交流；英语不再是制造教育焦虑的工具，而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汤胡争论的价值，不在于谁输谁赢，而在于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英语教育的定位。我认为：“降低应试权重，提升听说能力”这十二个字，才是争议应当指向的真正方向。让英语教育既贴合普通人的实用需求，又守住公共教育的公平底色，让学生学得轻松、用得出来，这才是改革最正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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