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34年秋，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成都宫廷收到军中消息时，真正棘手的并不是北伐成败，而是谁来接住丞相留下的权力。刘禅当时二十七岁，继位已十多年，却长期被诸葛亮遮住锋芒。丞相一死，朝廷里积压多年的矛盾，也随之露出了头。
诸葛亮在世时，蜀汉政令、军务、财政几乎都有他的印记。蒋琬、费祎能够承接政务，姜维可以继续领兵，但这几个人的威望和资历，尚不足以立刻压住所有旧臣。刘禅若处理不慎，蜀汉很可能不是败给曹魏，而是先乱在内部。
第一个出事的，是车骑将军刘琰。
刘琰很早便跟随刘备，刘备在豫州任职时，他已经属于身边旧臣。入蜀之后，刘琰凭资历不断升迁，刘禅即位后还封他为都乡侯，授车骑将军。这个职位在蜀汉武官体系中地位很高，但官位高，并不等于能力强。
诸葛亮北伐时，刘琰虽随军出征，却很少参与核心军务。后来他与魏延发生冲突，诸葛亮没有因为刘琰官职较高便迁就他，而是将其遣回成都。刘琰失去军中位置后，心中不满，言行也逐渐失常。
公元234年，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宫向吴太后行礼，太后挽留她居住了一段时间。刘琰竟怀疑妻子与刘禅有私情，却不敢进宫查问，转而用鞋子殴打胡氏。胡氏告到刘禅面前，事情便不再只是夫妻争吵，而成了对皇帝名誉的直接牵连。
刘禅没有把案子办成宫闱丑闻，而是抓住刘琰殴打妻子的事实，以鞋履不能用来击打面部为由处死了他，并下令大臣妻属不得随意入宫。这个处理看似严厉，实际是在切断流言扩散的路径，也是在告诉群臣：皇室威信不能任人污蔑。
诸葛亮去世后，益州本地士族与荆州旧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浮上水面。李邈便是其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担任安汉将军，早年曾对诸葛亮有所不满。丞相死后，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上书指责诸葛亮，甚至暗示其有不臣之心。
这道奏疏的危险，不在于能否改变诸葛亮的身后评价，而在于它可能引发一场清算。诸葛亮代表的荆州集团仍掌握相当影响力，若刘禅允许李邈公开攻击丞相，其他人必然跟进。到那时，朝廷争论的就不是功过，而是谁该掌权、谁该出局。
刘禅很快处死李邈。此举既维护了诸葛亮的政治地位，也压住了益州与荆州两派可能爆发的冲突。有人认为这是刘禅念旧，实际上更像是一次迅速的政治止血。丞相可以死，丞相留下的秩序却不能立刻被拆掉。
第三个人杨仪，情况又不相同。
杨仪确有才干，长期负责军中事务；魏延善于领兵，同样是蜀汉不可多得的将领。两人性格都强，彼此积怨很深。诸葛亮在世时还能调和二人，费祎也曾从中周旋，可丞相一旦离世，原有的约束便失去了核心。
撤军过程中，杨仪与魏延发生激烈冲突。魏延没有按照军中安排退走，双方最终走向兵戎相见。魏延败亡后，杨仪又下令诛灭魏延三族，手段过重，也使自己从功臣变成了新的隐患。
刘禅没有让杨仪接替丞相，而是任用蒋琬主持政务。杨仪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自己的资历和功劳都在蒋琬之上，屡次出言不逊。蒋琬掌权后，杨仪被贬为庶民，后来又因言语和上书获罪，于公元235年自杀。
严格说，杨仪并非被刘禅直接斩杀，而是被贬黜后走上绝路。把三人概括为“刘禅杀掉的重臣”，虽便于叙事，却容易掩盖案件性质的差别：刘琰死于宫廷名誉案件，李邈死于政治攻讦，杨仪则败在争权和失控的性格上。
三件事放在一起看，刘禅处理的并不是三个孤立的人，而是三种可能破坏政局的力量：污损皇权的流言，派系之间的清算，以及军政集团内部的争斗。诸葛亮留下的接班安排因此得以落实，蒋琬、费祎先后执政，蜀汉没有因丞相去世立即陷入分裂。
刘禅当然不是雄才大略之主，但把他简单说成毫无判断力的“阿斗”，也与蜀汉后来的实际局面不完全相符。诸葛亮死于234年，蜀汉直到263年才被魏军攻灭，中间相隔二十九年。这个结果不能全归功于刘禅，却至少说明，他在关键时刻懂得收权、定调，并让朝廷重新回到可运转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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