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孙殿英被解放军活捉，刘伯承为何说：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1947年5月2日，河南汤阴城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攻破，守军指挥部里，孙殿英被解放军俘获。这个曾经盗掘清东陵、做过抗日将领、后来又投靠日军的人，按常理很难得到宽待。可刘伯承得知消息后，却明确表示：“此人不可杀，要优待。”

这句话并不是替孙殿英洗白，而是另有缘由。战乱年代，人与人的关系常常不止一面。孙殿英确实做过恶，但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也曾给八路军让路、提供粮食，甚至送过枪支弹药。刘伯承记住了这笔账。

孙殿英出身并不显赫。早年在河南永城一带起事，先后投奔冯玉祥、刘镇华等部，在军阀混战中逐步积攒力量。那时的军队，番号更换频繁，部众能否保住，往往比名义上的立场更重要。孙殿英善于收拢散兵，也敢于在局势变化时迅速改换门庭。

1920年代，他曾依附奉系张宗昌，参加过南口一带的作战，也同北伐军交手。1928年张宗昌失败后，孙殿英转向蒋介石，被编入国民革命军，驻扎在蓟县、遵化一带。军饷长期拖欠，部队缺少补给，他很快又走上了一条臭名昭著的路。

1928年夏，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炸开清东陵裕陵和定东陵，盗走大量文物。乾隆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墓遭到破坏，消息传出后，清朝遗老强烈抗议。孙殿英随后向权贵输送部分珍宝，案件最终不了了之。此事不仅暴露出当时政治环境的腐败，也让他的名声彻底与“东陵大盗”联系在一起。

之后，他仍在军阀与国民党之间反复周旋。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孙殿英一度站到阎锡山、冯玉祥一边；张学良出兵调停后，他又转而接受张学良的安排。对于孙殿英而言，军队是立身之本，地盘是生存保障，至于旗号，往往要服从现实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始终没有抗战表现。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孙殿英率部由山西方向驰援，在赤峰附近猴头沟门等地同日军作战，部队坚持数日后因形势不利撤退。此后，他奉命经营青海、宁夏一带，但与马家军交战失利，部队被迫退却，军权也受到削弱。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殿英又获得重新起家的机会。1937年，他被宋哲元任命为冀北民军司令，日军推进后退往保定，蒋介石又授予其游击部队番号。1938年春，他在晋东南一带活动，曾于阳城、沁水附近同日军交锋，随后转往冀南和豫北，担任新编第五军军长。

这一时期，他与八路军有过较多接触。1939年，彭德怀、何长工等人曾同孙殿英方面联系，双方围绕共同抗日进行交往。孙部有时为八路军部队让路，有时提供食宿，还送出过部分武器弹药。数量或许有限，却发生在物资极度紧张的敌后战场，实际意义不能轻易抹去。

据有关回忆，八路军方面曾对他说过：“抗战要紧，大家都打日本人。”孙殿英也表示：“只要是打鬼子，能帮的就帮。”这些往来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本质，却让刘伯承等人看到了复杂局势下的另一层事实。

遗憾的是，孙殿英没有沿着抗战道路走下去。1943年春，日军进攻太行山区，包围其在林县一带的防地。经过战斗和压力，他率部投降日军，出任伪“和平救国军”司令等职，还参与诱降其他部队。投敌后，他部队扩充较快，但地方百姓承受了更重的征粮、抓丁和治安压迫。

更严重的是，孙殿英所部还卷入鸦片贩运等活动。由抗日部队变成伪军，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过去那些让路、送粮、给武器的行为，不能抵消他后来投敌以及祸害民众的罪责。刘伯承所说的“有恩”，讲的是具体事情，并不是对其一生作总体肯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殿英又向蒋介石方面投诚，因而躲过了汉奸惩办，随后继续参与接收和军事行动。1946年内战全面展开，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纵队，驻守河南汤阴。此时军心并不稳固，装备、粮弹和指挥体系也存在不少问题。

汤阴攻防战中，解放军逐步压缩包围圈。5月2日总攻开始，孙殿英指挥部被突破，他没有组织大规模死守，而是选择投降。被押送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刘伯承对部下交代：“他有过帮助，不能杀，按政策优待。”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承认，也是对部队纪律和政策的强调。

被俘后，孙殿英被关押在管理所。由于长期吸食鸦片，身体状况很差，解放军方面安排人员照料，并帮助其戒毒治疗，没有对他进行羞辱性处置。1947年秋，他病情加重，9月30日在管理所去世，身上穿着管理部门发放的棉衣。

孙殿英的一生，不能用“抗日将领”四个字概括，也不能只用“汉奸”二字抹去全部细节。他盗陵、投机、投敌、贩毒，确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在抗战期间给八路军提供过帮助，也同样是事实。刘伯承的处置，正是把功过分开计算，不因一时恩情掩盖罪行，也不因后来堕落否认曾经发生过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