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黄茂才险些被判死刑，高喊“江姐”保下一命，30年后成为政协委员

1953年7月20日，广西容县公判大会上，黄茂才被五花大绑押到台前。按照原判，他将被执行死刑。人群的喊声一阵高过一阵，黄茂才忽然抬起头，大声喊道：“我是冤枉的！江姐曾经策反过我，我为她做过很多事！”

这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执行人员没有立即将他押赴刑场，而是暂缓执行，改为判处无期徒刑，并对他所说的情况展开调查。一个被当作敌特和杀人凶手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提到江姐？这要从渣滓洞监狱的一段往事说起。

黄茂才出身贫苦农家，读完初中后回到家乡谋生。凭着一手好字，他在国民党川康系统中谋到文书差事，后来成为少尉文书。1947年机构调整后，他被调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进入渣滓洞担任看守。

那时的黄茂才年轻，文化程度在看守中不算低，却没有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他负责点名、查房、放风，接触最多的正是那些被关押的政治犯。接触久了，他逐渐发现，所谓“罪大恶极”的犯人，许多人不过是坚持信仰、反对黑暗统治的知识分子和地下党员。

江竹筠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注意到他的。曾紫霞曾向狱中同志介绍，黄茂才年轻，有同情心，对现实不满，或许可以争取。江姐认可了这个判断。她们没有急于让他做危险的事情，而是从谈心、讲道理入手，使他慢慢明白共产党所说的革命，并不是简单的权力更替，而是要改变旧制度，让普通人获得土地和做人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一件毛衣成了两边建立信任的媒介。江姐和曾紫霞为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还附上一张纸条，劝他多学习，认清社会腐败的根源。黄茂才后来答应为狱中同志传递书信、报纸和药品，尽量把外面的消息带进监狱。

1948年至1949年间，他曾多次替狱中党组织与外界联系。据相关材料记载，他送出的秘密信件有三十多封。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变故后，狱中同志还通过他传递警报，使一些人员及时转移。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消息，也曾由他带入渣滓洞。

他做的事情并不惊天动地，却件件冒险。送一封信，可能暴露身份；带一份报纸，可能遭到审讯；替同志购买药品，更可能被看守怀疑。黄茂才利用值班便利，尽力为狱中的人争取一些空间，甚至组织过小范围的庆祝活动。

江姐写给谭竹安的那封信，也由黄茂才送出。信写于1949年8月27日，后来被称为《示儿信》。江竹筠在信中既谈到自身安危，也托付儿子彭云，嘱咐他不要娇养孩子，要让孩子以父母的足迹为方向，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黄茂才把信送到《新民报》工作人员谭竹安手中，谭竹安看到江姐的字迹，确认她仍然活着，情绪十分激动。黄茂才还带回了彭云的照片。多年以后，这封信成为重要文物，但送信人的姓名一度没有被公开记载，黄茂才也因此长期隐在故事背后。

1949年11月，黄茂才因母亲病重回乡探望。临行前，他曾向江姐请示，江竹筠考虑到老人的病情，同意他离开。黄茂才在家停留十余天，于11月16日返回渣滓洞，却发现监狱气氛异常。几天前，江竹筠等人已经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黄茂才受到很大冲击。不久，他也被国民党方面遣散，临走前将胡其芬写给狱外党组织的材料藏在鞋垫下，带出了监狱。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发动大规模屠杀，渣滓洞、白公馆等处有大批革命志士遇害。黄茂才离开监狱的时间，仅仅早了几天。

重庆解放后，他没有立即找到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反而因曾经当过看守而心怀不安。1949年12月，他回到容县农村，后来参加扫盲工作，被安排教孩子识字。可到了1951年2月2日，他在课堂上被公安人员带走，随后因“曾为国民党办事”接受审查。

当时案件认定混乱，黄茂才被怀疑参与重庆大屠杀，甚至被指认为杀害江姐的凶手。他在审讯中被迫作出不实供述，承认所谓潜伏破坏等罪名，却始终否认杀害江姐。由于当地群众痛恨特务，案件很快形成舆论压力，枪毙黄茂才的呼声不断。

他被关押两年后，才有了公判大会上的那次喊冤。1955年1月18日，因服刑期间表现较好，刑期改为有期徒刑15年。1964年9月，他服刑13年后出狱，但长期无法外出寻找证人，冤屈一直没有得到澄清。

转机出现在1981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整理档案时，工作人员从脱险人员留下的材料中发现了黄茂才的名字，得知他曾为狱中同志做过工作，便写信请他到重庆核实情况。黄茂才随即赶往重庆，并找到了曾紫霞。

曾紫霞确认了他的身份，也证明了他在渣滓洞的经历。此后，相关知情人陆续提供材料。1981年11月至12月，容县组织联合调查组，查阅档案，走访当事人，重新梳理黄茂才在渣滓洞的活动及其被捕后的案件经过。

1982年4月12日，容县人民法院作出改判，认定原判所称反革命罪行失实，撤销原判，宣告黄茂才无罪。1982年5月，容县政协增补他为政协委员。这个曾被遗忘的送信人，终于以真实身份回到那段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