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夏，河南温县一带，一名外出讨饭的农民倒在路旁。路人从他身边经过，有人停下看了一眼，有人匆匆绕开。那时，饥饿已经不再只是家中的困难，而是铺满道路、村庄和集市的现实。
档案留下的文字往往十分简短，却比夸张的描述更沉重。某些县份的调查报告写着“麦收歉薄”“灾民外逃”“饿毙甚多”，几句话背后，是成千上万户人家断炊后的挣扎。
灾难并非突然降临。1941年起，河南多地降雨偏少，土地龟裂，秋粮减产。进入1942年，旱情继续扩大，豫中、豫西不少地方收成仅有往年的两三成。豫南部分地区原本盼着麦熟补救，偏偏又遭遇大风和连日阴雨，麦粒在地里发芽，收成同样大打折扣。
祸不单行。旱灾之后，蝗灾、洪涝接踵而来。部分河道决口，农田被水冲毁；另一些地方则连井水都难以维持。河南是人口大省，灾害覆盖面广，粮食缺口很快从一家一户蔓延到整个乡县。
更复杂的，是战争环境下的粮食分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河南既承担军粮供应，也要面对交通受阻、地方征收和层层摊派。许多农民家里已经没有余粮，征粮任务却未能同步减轻。有人交完公粮，连种子都保不住，只能把农具、牲口和家中物件拿去变卖。
一位乡民在调查中说：“地里没有收成，家里也没有粮，拿什么交？”这句话不是文学加工，而是那个年代许多基层记录中反复出现的困境。
当粮食还能买到时，灾民先吃高粱、麸皮和野菜；粮价继续上涨后，树皮、草根也成了食物。有人把榆树皮剥下来磨碎，有人挖掘块根充饥。到了冬季，许多村落已经找不到可供果腹的植物，饥民只能结伴离家。
档案中的“逃荒”，并不是简单地换一个地方生活。那意味着老人、妇女和孩子被迫走上漫长道路，家产几乎全部丢弃。有人推着独轮车，有人挑着破旧行李，更多人只带着一口锅和几件衣服。
铁路沿线成为逃难者聚集之地。陇海铁路承担着军运和民运，车厢十分紧张，灾民常常挤上敞篷货车。有人在拥挤中跌落，有人在车站等待数日仍无法成行。能够抵达陕西、豫东、苏北或皖北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人倒在途中。
1943年春，修武、孟县、博爱等地的调查材料，记录了大量人口外逃和死亡情况。不同档案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数字也存在差别，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许多村庄人口锐减，留下的不是完整家庭，而是老人、孤儿和病弱者。
洛阳附近同样不太平。周得京后来回忆，上学路上常能看见倒在墙根和巷口的灾民，有的人前一刻还拄杖赶路，走着走着便停下，再也没有站起来。城市并非安全之地，只是交通较便利、消息较集中，逃难者才不断向这里汇聚。
当局曾设立收容和遣送机构，试图把灾民送往陕西等地。可在缺乏粮食、药品和稳定安置的情况下，迁移并不等于获救。有些地方疫病流行，初到者既没有住处，也缺少耕牛和种子，许多人还没等到重新谋生，便因饥饿和疾病倒下。
更令人难受的，是家庭关系在饥饿面前被迫改变。有人把孩子托付给亲友，有人将女儿卖给外地人家，只为换几天口粮。这样的选择谈不上自愿，往往只是父母在死亡逼近时，试图给孩子留下极其渺茫的生路。
也有家庭承受不住连续打击，变卖房屋、土地和牲口后，仍然无法维持。灾民的悲惨遭遇不仅见于回忆，也出现在地方公文、报刊调查、教会记录和个人日记中。它们彼此印证，说明这场灾难既有自然因素，也暴露出救济迟缓、运输困难和征收失衡等严重问题。
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后来出现过多种统计，不能把不同来源简单相加。战争年代户籍混乱，人口迁徙频繁，许多死亡没有及时登记。但数字上的差异，并不能削弱灾难本身的真实性。那些关于断粮、逃亡、疾病和亲人失散的记录，已经足以说明1942年至1943年河南所经历的惨剧。
麦田荒芜之后，村庄还要很久才能恢复。活下来的人重新寻找种子、修补房屋，也重新辨认那些已经空下来的院落。档案中的一行字，常常对应着一个消失的家庭；一份县级报告背后，则是无数普通人没有留下姓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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