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7年10月26日，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一位头发染成金色、腰背微驼的83岁老人走进被告席。她叫王宛兰，化名，涉嫌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面对法官询问，她没有为自己辩解，只反复说：“是我一个人做的，和大儿子、儿媳没有关系。”
这句话看似平静，背后却压着一段漫长得令人难以承受的人生。案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母亲杀子，而是她并非因仇恨、争产或冲突下手，而是在照料儿子46年后，认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撑下去。
王宛兰1934年出生，曾是广州一家无线电厂的普通工人。1971年，她37岁时生下小儿子黎国思。孩子出生后曾在医院保育箱里观察，回家后又迟迟不会走路、说话，几岁时仍不能独立行动。
检查结果显示，孩子患有先天性发育障碍，智力和身体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医生的判断很现实：这类病症难以根治，成年后也很难具备正常人的生活能力。
那时的王宛兰并没有把孩子送走。有人劝她放弃，她只说了一句：“自己的孩子，大不了我养他一辈子。”这不是一句轻松的承诺。为了照顾小儿子，她在47岁时提前退休，放弃了继续工作的机会，也让这个普通家庭少了一份收入。
从此，喂饭、洗澡、换衣、处理大小便，成了她每天重复的事情。她还教儿子说话、走路、认字、数数。到了15岁，黎国思终于能够勉强行走，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话。这个进步很小，却让母亲看到了希望。
可惜，命运没有沿着她期待的方向发展。儿子的智力始终停留在较低水平，生活不能自理。成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后来甚至无法站立，只能长期卧床。王宛兰曾考虑过给儿子找个伴侣，甚至愿意拿出家里积蓄作为条件，但见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后，前来相亲的人都退缩了。
“人家是来找丈夫的，不是来当保姆的。”这句话残酷，却道出了现实。
更沉重的打击发生在2013年。王宛兰79岁时，丈夫去世。原本还能彼此分担的生活，只剩她一个人承担。大儿子黎国坚有自己的家庭，偶尔回来帮忙，却无法长期守在弟弟身边。
此时，黎国思已经42岁，身体提前衰老，肌肉萎缩，牙齿脱落，长期卧床后又出现褥疮。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王宛兰每天多次替他翻身、擦洗。她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连把儿子从床上抱到轮椅上都越来越困难。
大儿子曾劝她：“妈，要不送福利院吧。”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上门劝过。王宛兰不是没有动摇，她甚至去福利机构看过。但在她看来，那里一名工作人员往往要照顾多人，自己儿子未必能得到细致照料。她摇了摇头：“不麻烦别人，还是我自己照顾。”
这份坚持，既是母爱，也逐渐变成了一副无法卸下的重担。
2017年春天，王宛兰开始分批领取安眠药，并把药片放在一个瓶子里。她还留下文字，说明儿子多年病痛、长期卧床以及自己年老多病的处境，强调这件事由她独自决定。
5月9日下午，大儿子外出买东西后，黎国思再次因身体疼痛发出喊声。王宛兰一边替他按摩，一边安慰：“忍一忍，很快就不疼了。”随后，她将药片溶入温水，并加了蜂蜜，喂给儿子喝下。
药效发作后，她又用毛巾捂住儿子的口鼻，导致黎国思死亡。大儿子回来后，王宛兰没有逃避，而是让他陪自己到公安机关投案。她清楚，自己触犯了法律，也愿意承担后果。
庭审中，主审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流着泪回答：“我太老了，实在养不动了。我希望他比我先走，这样我才能安心。”
故意杀人事实明确，法律责任不能因为身份特殊而被抹去。但量刑时，法院还要考察动机、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王宛兰没有因利益杀人，也没有逃避侦查，长期照料儿子的经历和案发后的自首表现，都成为审理时的重要因素。
黎国坚及其他亲属也向法院请求从轻处理，认为母亲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在极端困境中作出了错误选择。法庭最终认定，她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具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情节。
判决结果是：王宛兰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21年，相关法院又传出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消息。一个悲剧没有因为判决而变得圆满，只是法律在确认行为违法的同时，也把一个衰老母亲几十年的困境纳入了裁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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