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杨拯民是杨虎城的长子，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李仙洲与杨虎城早年相识，这层旧交，使这次托付多了一份熟人之间的自然。可在那个特殊年代，李仙洲并没有提出政治待遇或生活上的大要求。
“衣服别做得太贵，普通一些就行。我是行伍出身，穿得合身就好。酒也不用太贵，能喝就行。”
这几句话，很像李仙洲一贯的性格。军装穿了大半辈子，中式便装也穿得习惯，西装、中山装反而没有正式穿过。至于酒，他确实喜欢喝上两盅，却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更不愿让公家为自己破费。
杨拯民方面很快答应下来。茅台酒送到后，李仙洲拿着酒瓶看了许久，对家人说：“我先喝一瓶，另一瓶带回山东。”话不多，心思却很明白：年纪大了，能在北京开会、见故人，已经是难得的事情。
闲谈间，李仙洲得知来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话题很快转到了陈赓。陈赓是哈军工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也是李仙洲的黄埔同学。李仙洲回忆，黄埔时期两人曾因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事发生争执，甚至动过手。
“那时候我是老大哥，陈赓不大服气。”李仙洲说起往事，仍记得陈赓抄起板凳的动作，也记得自己一拳打在对方眼角。至于“打坏了眼睛”的说法，只是他的回忆，并不能当作医学事实。但有一句评价，确实留下了分量：“他的眼睛近视，思想可不近视。”
这句闲话，牵出了李仙洲不愿回避的另一段人生。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曾率部参加平绥线作战和忻口会战。1937年9月至11月，忻口会战持续二十余天，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山西展开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李仙洲当时率第21师作战。一次到前沿查看阵地，他走在队伍前方，身后突然有人发现其背部有血迹。日军子弹从后背穿入，又从胸前穿出，李仙洲此前只觉得胸口像被重物撞了一下，竟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中弹。
伤口看似贯通，实际却十分凶险。由于失血和胸腔积血，他很快昏迷，后经救治才脱离危险。李仙洲后来回忆，自己能够活下来，与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血管有关。抗战中的这段经历，也是他后来获得承认的重要依据。
但抗战功绩，并不能抹去他在解放战争中的立场。1947年2月，莱芜战役爆发，华东野战军抓住国民党军南北分进、彼此脱节的弱点，将李仙洲指挥的北线集团围困于莱芜地区。部队突围失败，他本人负伤被俘。
被俘之初，李仙洲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没想到，解放军不仅为他治伤，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还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给他穿。陈毅到医院看望时，也特意交代医护人员：“李大哥是山东人，爱吃饺子，多给他做一些。”
这些细节没有改变战争的胜负，却改变了李仙洲对“敌我”二字的理解。后来他承认，自己长期把军人的服从看成最高准则，却没有认真辨别所服从的政治方向。对蒋介石的忠诚，既是个人选择，也受到黄埔关系、军队制度和长期信任的共同影响。
李仙洲曾回忆，1933年庐山军事训练团期间，蒋介石得知其母亲治病、妹妹留学缺钱，分别送去5000元和3000元汇票，还叮嘱“不够了再来找我”。这样的私人照顾，让李仙洲更加确信自己受到了器重，也加深了他对蒋介石的服从。
1960年11月28日，李仙洲获得特赦。周恩来后来接见他，席间记得他是山东人，反复让人准备饺子。李仙洲谈及往事时说：“学生不争气，造了不少罪孽。”周恩来没有展开追问，只劝他不要困在过去。
回到山东后，李仙洲面对的也并非一片轻松。1961年春节前后，他与家人外出，遇到孩子们围着喊“打倒李仙洲”。妻子听了生气，他却劝道：“别生气，过去的事情，人家说得并不全错。”
后来，基层干部向孩子们说明李仙洲抗战时期的经历，也告诉他们，特赦后的李仙洲已经是普通公民。孩子们安静下来，随后向他拜年。李仙洲没有摆出将军架子，只站在原地接受这群孩子的问候。
北京会议上的两瓶酒，价值并不算高；那两套没有做成的衣服，也不是大事。对经历过战场、俘虏、改造和特赦的李仙洲而言，真正难得的，是还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回到山东，还能与旧识谈起陈赓，谈起黄埔，谈起那些已经远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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