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礼堂里,77岁的李忆祖站在讲台上,满头白发,天津口音依旧清楚。他讲的不是显赫家世,也不是个人成就,而是几十年在新疆地质队跋涉、在荒山戈壁寻找矿藏的经历。
台下有人注意到,他的五官与普通中国人明显不同。这个细节,李忆祖早已习惯。几十年来,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误认为外国人。可在他的心里,“中国人”三个字,从来不需要靠长相来证明。
李忆祖出生在战乱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天津社会秩序混乱,许多外国人纷纷离开中国。天津一所教会医院附近,留下了一个无人照料的男婴。
一对生活并不宽裕的中国夫妻经过那里时,孩子正在哭喊。家中已经有几个孩子,多养一个婴儿,日子肯定更加艰难。可夫妻俩没有走开,最终把孩子抱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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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清洗并保存了孩子的襁褓,希望将来有机会查明身世,又给他取名“李忆祖”。这个名字里,既有对来处的追问,也有养父母对他的牵挂。
李忆祖慢慢长大,却因为外貌与周围孩子不同,常常成为被围观的对象。大约7岁那年,他哭着回到家,问养母:“我是不是捡来的野孩子?”
养母没有继续隐瞒,只把他抱在怀里说:“你是不是我们亲生的,已经不重要了。在我和你父亲心里,你就是儿子。”
孩子年纪虽小,却听懂了这句话。身世带来的不安没有立刻消失,但养父母多年如一日的照料,让他逐渐明白,家庭关系并不只由血缘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李忆祖获得了较完整的学习机会。1958年,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学习地质测量与找矿。那时的大学生并不多,毕业后到哪里工作,通常由国家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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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北京。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李忆祖却主动提出更换去向。他不愿待在条件优越的城市,而是想去最需要人的地方。
“新疆的环境很苦,你确定要去吗?”
“越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有人去。”
分配人员被他的态度打动,最终将去向改为新疆。此后,他长期参加地质勘探,奔走于荒漠、高山和人迹罕至之地,寻找矿产资源,也参与当地建设。
有意思的是,在新疆工作后,他反而少了许多因外貌带来的尴尬。当地一些少数民族同胞也有较深的五官,加上他逐渐熟悉当地生活,说话办事都带上了新疆特点,常被人当成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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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在山西大同地质队工作的苏州姑娘。两人通过书信交往,1965年结婚。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婚后仍长期分居。直到1972年,妻子调往乌鲁木齐156地质勘探队,夫妻才真正结束了聚少离多的生活。
团聚不久,李忆祖又赴西藏支援建设。对地质工作者来说,家庭团聚往往要让位于野外任务,这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取舍。
1975年一次考察途中,车辆陷入水沟。同行人员语言不通,无法及时找到当地人帮忙。李忆祖凭借熟悉的口音和外貌,很快带来了几位维吾尔族乡亲,车辆终于被合力拖出。
同事们打趣说,他原来是“假老外”,到了新疆又成了“假老维”。玩笑背后,是他多年融入当地社会的真实经历。
20世纪80年代初,李忆祖调入教育系统。办公室的工作比野外勘探安稳得多,他却不太适应,总要主动找事情做。退休后,突然没有任务,他反而失眠、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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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担心自己的子女,他说:“不是病,是闲出来的。给我找点事做就好了。”
后来,他担任乌鲁木齐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并加入自治区青少年科技讲师团。天文、地理、生态环境等知识,他都能讲。为了让课程不再只是口头讲解,他自费购买电脑、扫描仪,熬夜学习制作课件。
2011年,中央电视台《地理·中国》摄制组赴新疆拍摄,73岁的李忆祖主动担任向导。他带着旧装备进入高山密林,凭借多年积累的地质经验,帮助摄制组顺利完成取景。
2015年北大演讲结束后,他没有停留游览,而是赶回新疆准备义务讲座。随后还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博乐。对他而言,讲台并不是退休后的消遣,而是另一种继续工作的方式。
面对记者,他曾认真纠正:“我长着一副外国人的脸,但我是中国人。别叫我老外,我最讨厌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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