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12月1日，南京朝天宫附近，曾经控制冀东数县的殷汝耕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向押送人员提出请求：“让我念几句佛经。”得到允许后，他低声诵念《金刚经》，但念到一半，又为自己辩解：“我并不是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
枪声很快响起。
这个结局并不突然。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人，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替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政权的地步。
殷汝耕出生于1885年，福建福州人。其家庭并非显赫门第，但兄长重视教育，支持他赴日本留学。清末大批中国学生东渡，原本是为了学习新式知识，寻找救国道路。殷汝耕也曾接触黄兴等革命人士，并加入同盟会。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成为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辛亥革命后，政局迅速变化，革命理想与现实权力之间出现巨大落差。殷汝耕没有选择继续承担风险，而是重新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系学习。
第二次留学期间，他更热衷于经营人脉。凭借日语能力和对日本社会的熟悉，他结交了不少日本政界人士、浪人及情报人员，还娶了日本女子，并使用过“井上耕二”这一名字。这样的选择，本身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叛国，但它反映出他对日本的依附越来越深。
殷汝耕的哥哥曾对他的行为不满，担心这个弟弟日后会成为日本人的帮凶。这样的担忧，后来竟成了现实。回国后，殷汝耕先后担任过众议院秘书、驻日外交特派员以及政府部门职务，也曾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活动。
他懂日语，熟悉日本情况，因此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交涉时有一定利用价值。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殷汝耕担任中方翻译。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部分地区被划为非武装区，他又出任相关行政区的负责人。
这一步非常关键。
原本属于外交与地方行政的职务，逐渐让他成为日本势力深入华北的便利人物。日本方面并未满足于军事占领，而是试图扶植地方傀儡，制造“自治”假象，以此削弱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
1935年11月，殷汝耕公开宣布冀东“自治”，脱离国民政府管辖。同年12月，他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所谓自治，实质上是在日本控制下建立的伪政权。
上任后，他配合日本推行一系列措施：发行伪币，纵容走私和鸦片交易，打击抗日力量，压制正常教育，并强化日语和亲日宣传。冀东百姓承受的，不只是军事压力，还有伪政权的搜刮与统治。
殷汝耕曾对身边人说：“这是为了保全地方。”
但地方百姓并没有因此得到保全。
在侵略者枪口下成立的政权，无论披上什么名义，都不可能改变其依附性质。
1936年，伪冀东保安队中的张庆余、张砚田发动反正，沉重打击了殷汝耕的统治。日本人一度将他拘押，对这个失去控制能力的代理人也产生怀疑。殷汝耕获释后，却没有彻底转向抗日，反而继续寻求日本方面的信任。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转入汪精卫集团，担任汪伪政权经济机构和企业中的职务。为了重新获得重用，他甚至提出疏浚运河、便利日军运输等建议。只是到了这时，日本方面对他的价值已经没有早期那样看重。
1945年日本投降，伪政权随之瓦解。殷汝耕在北平被捕，之后被押往南京受审。1946年，首都高等法院曾以破坏国体、窃据国土等罪名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剥夺公权终身。
他不服。
殷汝耕提出上诉，还撰写《自白书》，反复声称自己并非卖国，而是在特殊环境下“保全地方”、协助抗日。他甚至写下诗句，为自己的选择寻找另一种解释：“春来春去有定时，花开花落无尽期。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
然而，文字可以修饰动机，却无法抹去事实。冀东伪政权是在日本侵略力量支持下建立的，他本人也确实参与了分裂国土、配合敌伪统治等行为。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改判殷汝耕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没收其财产。判决确定后，他一面抄写《金刚经》，一面继续写材料替自己申辩。佛经中的“如梦幻泡影”，最终没有成为逃避罪责的屏障。
押往刑场时，他请求念经。诵经之后，又高声喊出自己“心向国家”。这几句话没有改变判决，也没有改变他曾经留下的政治行动。朝代更替、政权兴亡，能够遮住一时的真相，却遮不住一个人在关键关头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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