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上海万国公墓内,宋庆龄抱着一个骨灰盒久久没有松手。骨灰盒里,是陪伴她半个多世纪的李燕娥。宋庆龄亲自绘制墓穴图样,又让人刻下“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
这不是普通的安葬安排。三个多月后,宋庆龄病逝。她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而是按照自己的嘱托,安葬在父母墓地之间,让李燕娥的墓碑与自己的墓碑分列两侧。
李燕娥没有显赫身份,也没有留下多少公开事迹。她最初只是宋庆龄身边的生活服务人员,却在几十年相处中,成为宋庆龄最信任的人之一。宋庆龄称她“李姐”,还说她是“一个不拿枪的警卫员”。
李燕娥早年的生活十分坎坷。她幼年失去父母,十六岁时被叔父作主嫁人,婚后长期遭受虐待。忍无可忍之下,她离开丈夫,独自来到上海,投奔同乡谭妈。
当时,宋庆龄身边正缺少可靠的照料人员。谭妈年事已高,便把李燕娥带到宋庆龄住处。初次见面时,宋庆龄没有摆出富家夫人的架子,只是拉着她的手询问姓名、家中情况和是否识字。
听完她的遭遇,宋庆龄答应把她留下。为免李燕娥再受前夫纠缠,还让秘书协助办理了离婚手续。李燕娥对此一直记在心里,她曾对宋庆龄说:“夫人,我愿意服侍您一辈子。”
那时的宋庆龄并不只是社会知名人士,也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抗日战争时期,她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主张团结抗日。她身边人员的行动、住所情况和对外交往,自然容易成为各方打探的目标。
李燕娥买菜时,曾有一名女子主动替她解围,随后频频接近,还旁敲侧击地询问宋庆龄的生活。李燕娥察觉不对,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听后判断,这名女子很可能是来刺探消息的特务。李燕娥随即中断往来,没有给对方留下继续接近的机会。
对方没有就此罢手。一次,李燕娥买菜回家,路上突然被一辆汽车擦倒。年轻司机下车赔礼,还亲自把她送到住所附近。几天后,这个男子又在不同地方“偶然”出现,很快便向李燕娥提出结婚。
李燕娥把消息告诉宋庆龄。宋庆龄没有直接反对,只说:“把他带回来,让我见见。”
男子登门后,宋庆龄用上海话询问他的工作和日常情况。他回答得很镇定,唯独当宋庆龄把目光落到他的鞋子上时,神色出现了变化。
宋庆龄没有当面揭穿,只让李燕娥先把人送走。随后,她严肃地说:“此人是特务。”
判断并非只凭鞋子。一个自称普通司机的年轻人,穿着明显超出其身份的昂贵皮鞋,又在短时间内精准接近李燕娥,还以婚姻为诱饵,种种细节彼此相连。宋庆龄提醒她,上海年轻女子很多,对方为何偏偏选中一个深居简出的女佣,动机并不寻常。
李燕娥这才明白,所谓“巧遇”和“爱情”,很可能都是经过安排的接近。她后来终身未嫁,始终留在宋庆龄身边。这个选择未必完全出于那次经历,却说明她已经把守护宋庆龄视作自己的责任。
1941年日军轰炸香港时,宋庆龄身处危险之中。李燕娥架起扶梯,帮助她翻越墙头,进入附近的防空设施。她没有武器,却承担了警卫、照料和传递信息等多重职责。
她也曾因维护住所秩序遭遇险情。抗战结束后,工作人员何元光被调到后厨。李燕娥发现采购的肉类和食物屡有短少,便提前称量核对。事情败露后,何元光怀恨在心,趁宋庆龄不在上海时持刀袭击李燕娥。
警卫及时赶到,将行凶者制服,李燕娥也因此保住性命。宋庆龄得知后连夜赶回,看着病床上缠满绷带的李燕娥,难过地说:“跟着我,让您受苦了。”李燕娥只回答:“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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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在北京工作,李燕娥则多在上海照料住所。两人相隔两地,仍通过书信联系。宋庆龄记得李燕娥的生日,1971年还曾写信请上海寓所工作人员代送水果、熟鸡等物品。
晚年,宋庆龄不再让李燕娥承担繁重家务,还为她安排照料人员。1979年,李燕娥被确诊为宫颈癌,且已属晚期。宋庆龄当时已经八十六岁,仍设法把她接到北京,安排治疗,并尽量隐瞒病情,不愿让她过早承受绝望。
1981年,李燕娥病逝。临终前,她牵挂的仍是宋庆龄:“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呢?”宋庆龄紧握着她的手,悲痛难抑。
安葬李燕娥时,宋庆龄亲自安排墓地,并表示自己的墓穴也要与之相近。后来,两人的墓碑大小、样式相仿,分别立在宋庆龄父母墓地两侧。碑文很短,却留下了一个普通女性在那段历史中的位置,也留下了宋庆龄对“李姐”长达五十余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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