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七十七年：身份迷惘的“游子”，自认“中国人”比例仅占2.5%？

迁徙路径、语言传承、教育塑造、家庭记忆、社会关系、政治叙事与网络环境彼此交织，持续影响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

台湾社会由原住民族、闽南人、客家人、战后迁台的外省人，以及来自大陆、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新住民及其后代共同构成。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自1992年起长期追踪“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变迁。1992年，自认“台湾人”的比例为17.6%，自认“中国人”的比例为25.5%。2024年12月公布年度合并数据，自认“台湾人”占63.4%，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占30.5%，自认“中国人”占2.5%。

这些称谓比例的起伏背后，是台湾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发生的认知塑造过程。

身份认同的五个层次：族群与家族来源、语言文化实践、社会生活归属、公共自我称谓、政策立场选择。各层次彼此关联，也各有边界。

本省人、原住民族与闽粤移民

考古、语言学与古DNA相关研究显示，台湾原住民族和大陆东南沿海史前人群之间存在多条迁徙与文化联系路径。距今五六千年，和福建东南沿海渊源深厚的大坌坑文化出现在新北，为“台湾是南岛语族由大陆向菲律宾、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扩散的重要节点”这一推论提供线索。

原住民族在台湾长期繁衍发展，形成各自独立的语言、部落组织、祭仪体系与文化传统。早期行政分类当中，原住民族一度被归入“本省籍”范畴。

明清时期，福建、广东移民陆续渡海来台，在各地开垦定居、聚族而居。闽南人祖籍多集中在泉州、漳州一带；客家人大多源自闽粤客家地区。移民慢慢搭建起宗族脉络、信仰体系、庙会活动与地方社会网络。

日常语境里的“本省人”，一般指1945年之前便定居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主体为闽南人与客家人。

五十年殖民统治埋下去中国化脉络

1895至1945年，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学校教育、户籍管理、警察体系、城市建设与产业布局，重塑了台湾社会的组织形态。日语成为校园与公共事务的主流用语；闽南语、客语以及各族原住民族语言，则保存在家庭、社区与民间文化之中。

经历日据时代的一代人，对于国家归属、地方身份、现代生活的感知，和战前原住民族、闽粤移民，以及战后迁台的外省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外省人的集体迁台记忆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来自大陆各地的接收人员、军人、公务与技术人员陆续抵台。1949年前后，大批军民随国民党当局迁台，这一群体及其后代，日后被统称为“外省人”。

外省人原本来自大陆不同省份，并不是一个天然同质的群体。迁台之后，共同的流亡经历、眷村生活、军公教体系与国语环境，慢慢凝聚出独有的群体记忆。眷村、公营机构、学校与军营，是外省人群集中生活的主要空间。

战后初期，本省人与外省人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家族记忆、社会位置上存在显著落差。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加深一部分本省人对战后岛内政治秩序复杂的历史记忆。在此之后，长期戒严环境下的省籍议题，持续牵动台湾社会与政治走向。

从省籍分隔到社会逐步融合

1950至1980年代，学校与公共机关普遍以国语作为通行语言；教育内容侧重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叙事，同时带有鲜明的反共基调。闽南语、客语、原住民族语言依旧留存于家庭、社区、宗教活动与民间文化场景。

本省人与外省人早期聚居空间并不重叠：眷村、军营、公务体系、公营事业，和地方宗族、市集、农业社群、地方选举网络，分属两套不同的社会圈层。

伴随城市化、教育普及与人口流动，不同省籍人群进入同一校园、职场与城市社区，跨族群通婚也日渐增多。1990年代之后，省籍登记逐步退出户籍栏目，本省、外省之间的行政界限慢慢淡化。

越来越多年轻人同时拥有闽南、客家、外省多重家庭背景。原住民族青年则走出另一条认同路径：族语复兴、部落公共事务、文化传承、土地议题与权利争取，持续塑造他们的自我身份表达。

新住民与跨境家庭

1990年代之后，台湾涌现大量跨境婚姻家庭。来自大陆及港澳、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地的婚姻移民，陆续在台定居、就业、养育子女。

依据台湾移民部门2024年5月底统计，婚姻移民人数接近60万，新住民子女超过47万，新住民相关家庭总人口已突破百万。不同统计口径界定对象不一，但跨境家庭已经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组成部分。

大陆配偶、东南亚配偶以及其他地区移民，在法律身份、语言资源、劳动与照护负担、城乡居住选择、子女教育上面临不同处境。家庭内部的语言选择、亲属联结、就业网络，直接影响下一代如何认知自身来路。

年轻一代的多重归属

新一代年轻人建构身份，不再仅仅围绕省籍、祖籍、政治标签展开。校园经历、城市生活、线上社群、职业选择、兴趣爱好，同样构成日常身份归属。一个年轻人可以同时自认闽南后裔、爱好者、从业者、城市居民和网络社群成员。兴趣社群能够拓展社交边界，政治分歧仍会在不同议题中持续出现。

身份认同的持续变迁

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政党竞争、社会运动、媒体发展、地方政治迎来新的发展阶段。1995年台湾地区修订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新增《认识台湾》相关课程，配套教材自1997年进入中学课堂。台湾史、本土社会、岛内地理在教学中的比重上升；教材叙事、课程框架此后长期引发各界争论。

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1992年“立委”全面改选、1996年地区领导人直选，深刻改变民众的政治生活。选举、政党、电视媒体、民调，成为社会讨论历史、身份、两岸关系的主要场域。

“台湾人”这一称谓逐步进入公共话语。有人侧重地域生活经验，有人强调政治身份；有人同时保留台湾、中国两层认同，也有更多人优先关心家庭、就业、社保等现实议题。

政大选研中心长期追踪：1992年选择“台湾人”的比例低于“中国人”；1995年前者首度超过后者；2001年自认“台湾人”比例达到41.6%；2024年12月升至63.4%。

同一份调查中，2024年12月选择“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占30.5%。

2024年12月统独趋势调查中，“永远维持现状”占33.2%，“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占26.3%。身份称谓与政策立场之间，存在多种不同组合。

原住民族的部落记忆、闽粤移民的地方网络、日据殖民与战后历史转折、外省群体迁台经历、新住民家庭的跨境联结，叠加不同世代的教育环境与媒体叙事，共同塑造今日台湾社会的自我认知。

来源：湖畔看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