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俘虏”弟弟，弟弟反过来教哥哥打仗，1955年兄弟一人授大将、一人授上将

1950年春，北京，王宏坤接到调令，出任人民海军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不久，海防力量几乎从零起步，这位长期在陆地上打仗的将领，突然面对舰艇、港口、训练和海防体系等全新任务。

王宏坤没有推辞。他很清楚，海军不是把几艘船凑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要从人员、制度、装备到指挥体系重新搭建。那段时间，他奔走于各地，参与海军创建工作，几乎没有多少空闲。

有一天，他抽空去看望堂兄王树声。两人多年并肩作战，后来又各自承担重任，难得坐下来吃顿饭。聊到战争年代，王宏坤忽然笑道：“哥，你还记得那次把我抓起来吗？”

王树声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那不是敌我之间的俘虏，而是红军队伍在战乱中误把自己人当成了可疑人员。可正是这场“误抓”，成了两人革命经历中颇有意味的一幕。

王树声生于1905年，湖北麻城人。少年时期，他接触过新式教育，也从外出经商的父亲那里听到许多外面的消息。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年轻人很难只把读书看成个人出路。

在学校里，王树声接触到进步思想。教师和同学之间谈论国家命运、社会变革，这些话题逐渐冲破了旧式家庭教育的边界。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农村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

王宏坤比堂兄小几岁，1909年出生，同样来自湖北农村。家境贫寒时，他曾放牛、做杂活，较早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难。农民协会兴起后，他开始参加基层活动，并在实际斗争中显示出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

两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同。王树声善于组织和谋划，王宏坤则更接近基层，能吃苦，也有一手出色枪法。那个年代，枪法不是表演，而是生死关头能不能保住队伍的重要本领。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湖北各地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冲击。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没有因此停止，反而在高压之下转入更加激烈的斗争。王树声和王宏坤都参与了当地武装力量的组织与训练。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以农民武装为基础，向黄安、麻城一带的反动统治发起进攻。王树声负责组织指挥方面的工作，王宏坤则活跃在基层武装之中，承担训练和作战任务。

起义一度取得进展，但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部队转移时，王宏坤负责掩护，一次行动中与主力失去联系。没有电台，也没有稳定的联络线，人员一旦被打散，重新找到组织并不容易。

他没有远走，而是在附近设法寻找队伍。听说有红军活动后，王宏坤化装接近营地，准备确认来者身份。不料暗哨先发现了他，几名战士迅速上前，将这名“可疑人员”捆了起来。

消息传到王树声那里时，他起初并没有认出堂弟。多年战乱让人面容改变，加上夜色和戒备，谁也不敢轻易放松。直到王宏坤开口，王树声才听出熟悉的声音。

“是我，宏坤。”

王树声赶到后，两人相对无言。刚刚还是被捆住的“俘虏”，转眼成了失散多日的亲人和战友。这件事后来被反复提起，并不是因为趣闻，而是因为它说明了早期革命队伍所处环境的险恶。

重新归队后，王宏坤还专门帮助王树声练习射击。王树声长期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枪法谈不上精湛。王宏坤便把瞄准、屏息、扣扳机等要领拆开讲，一遍遍陪着堂兄练习。战场上，文武并非截然分开，能多掌握一项本领，就多一分生存的可能。

此后，两人走上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道路。王树声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中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参与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指挥；王宏坤也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中逐步成长，承担过军政领导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王树声参与创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王宏坤则在部队建设、作战指挥等方面积累经验。解放战争中，他继续率部作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两人并非依靠亲属关系获得职位，而是在长期斗争中分别经受了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参与国防和工业建设等工作，王宏坤则进入海军创建行列。陆军将领转入海军，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功劳可以直接照搬，而是要重新学习一套完全不同的军事专业。王宏坤承担这项任务，正说明组织看重的是他的统筹能力和实践经验。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王宏坤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个大将，一个上将，军衔有别，却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锤炼。

那场“哥哥俘虏弟弟”的往事，后来只是一顿饭桌上的回忆。真正决定两人军旅位置的，不是一次相逢，也不是一层亲属关系，而是从黄麻起义前后的基层斗争开始，经过几十年战火和建设任务留下的实际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