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理性看待AI带来的就业冲击

蔡 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本文转载自6月9日中国经济网。

本文字数：329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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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带动社会财富更充分涌流

中国经济网：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整体影响究竟有多大？

蔡昉：“十五五”是人工智能与就业深度交织的关键期。现阶段，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早已从过去就业岗位总量不足、周期性就业波动，转变为结构性就业矛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一方面市场存在大量优质岗位空缺，却难以匹配具备对应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大批求职者掌握技能，却无法找到适配的岗位。

任何颠覆性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都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属性。就当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而言，人工智能发挥了“放大器”“加速器”的作用。未来，人工智能对就业格局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但并非唯一冲击或者最大冲击。

中国经济网：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给就业带来的冲击？

蔡昉：提升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带动社会财富更充分涌流，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创造性和破坏性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我一直主张，有三篇大文章可以做。

第一，产业引导层面，相关部门要依托产业政策、行业规范、法律法规引导人工智能产业良性发展，让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对标国家积极就业政策，补齐劳动者技能短板，赋能传统岗位提质增效，挖掘人工智能创造就业的潜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人适配层面，劳动者要直面结构性就业矛盾核心痛点，主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学习全新行业知识，紧跟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持续重塑自身职业能力，适配新时代岗位用人要求。

第三，社会保障层面，相关部门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适配人工智能时代新就业形态，筑牢民生兜底保障网，为职场人群留出充足的技能转型、职业重塑时间。

AI红利不会自动均衡分配给每一个人

中国经济网：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工资上涨会否受到影响？

蔡昉：从经济学基本逻辑来看，工资持续上涨的根本依托，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升。而人工智能最大的价值，正是大幅拉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有条件支撑全社会工资水平稳步上行。

但需要明确的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发展红利，不会自动均等分配给每一位劳动者。人工智能会加速企业、行业和劳动者群体的分化，最终反映在劳动者身上，将形成工资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异。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收入分化问题，不能单纯依靠个人努力，还需要国家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依托再分配合理调节收入差距，让全社会共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红利。

中国经济网：那么，未来我国的收入差距会否扩大？

蔡昉：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加速行业与劳动者分化，存在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倾向。一方面，技术红利更多向资本端倾斜，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之间差距逐步拉大；另一方面，职业技能形成鲜明分水岭，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能的从业者顺势而上，而专业和技能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群体，收入增长将受到明显制约。

人工智能带来大幅度劳动生产率提高，正是进行再分配的一次机遇。可以通过加大民生保障投入力度，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健全普惠性公共服务政策，从而有效遏制收入差距扩大。

就算没有人工智能，学历也会“贬值”

中国经济网：AI时代，还要不要“卷”学历？该如何理性看待“学历贬值”的问题？

蔡昉：就算没有人工智能，学历也存在贬值的趋势。随着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精英时代高学历所具备的职业优势自然逐步弱化。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过去人们受教育越多、学历越高，回报越多。但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大语言模型等智能工具能够替代大量白领的工作，过去认为是“天之骄子”的一些专业优势不复存在。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关键逻辑：学历可能是贬值的趋势，但终身学习与核心能力培养永远不会贬值。人工智能时代，学历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高学历头衔，但是一定要学到真东西。坚持终身学习，锤炼职业素养，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积累人力资本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网：如何看待近期一些大厂招聘高中生的现象？

蔡昉：大厂出现这类用人选择，背后用意十分明确。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更新速度远超以往，现行学校的课程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快速满足企业当下的用人需求。因此，一些企业跳过传统人才培养流程，直接招聘学习能力强的高中生，采用边干边学的方式培养人才，是企业贴合市场需求、缩短人才适配周期的务实之选。

但这并不否定未来的人力资本培养的重要性，以及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现象恰恰提醒我们，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转型与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加快步伐。

人工智能时代减少工作时间是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网：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工作时长将如何变化？

蔡昉：从社会整体现状来看，劳动时间普遍偏长，职场“内卷”容易催生部分人的“躺平”心态，而且过长的劳动时间并未真正带来社会整体福祉提升。从这一点来看，利用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工作时间缩短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网：工作时间该如何缩短？未来我们一周会工作几天？

蔡昉：至于未来一周工作减少到多少天，主要取决于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水平，二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发展成果能否得到合理分享。总体来讲，未来减少劳动时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创造相应条件。

如果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却存在很大收入差距，那么基层劳动者工作时长缩短后，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或许难以同步提高。从这意义上来说，制度安排非常重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应在更高的水平、更统一的框架下得以坚持。

劳动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未来的劳动，不再仅仅只为生存、领工资、养家糊口，人们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从事某种劳动。劳动时间的缩短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和享受生活，将推动形成全社会成员互为服务提供者和互为消费者的新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户籍制度改革更加紧迫

中国经济网：人工智能时代，户籍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长期推进的重点民生改革之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这项改革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首先，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产业发展活力，离不开全国一体化、无体制机制障碍的劳动力市场作用。而传统户籍壁垒，阻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制约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不利于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发展的实际效能。

其次，要让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红利由全民均等共享，就必须打破户籍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割。户籍制度让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难以平等享受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未来分享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障碍，因此改革愈发紧迫。

中国经济网：未来户口的“含金量”是否会下降？

蔡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户口的“含金量”降低，是户籍制度改革希望实现的重要目标。人工智能时代，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吸纳外来务工群体落户城市；另一方面逐步打破户籍权益壁垒，缩小城市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城乡户籍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并非削减本地户籍居民现有福利，而是推动非户籍常住人口逐步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未来户口的“含金量”会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居民所能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随之降低。